马岭遗址，是目前汉水中游地区出土动物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是研究这一地区（尤其是仰韶时期）动物资源利用的重要材料。在对动物遗存全面鉴定、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对该遗址的动物利用状况有了初步认识，总结如下。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一期，出土动物种属有15种，较为丰富。在数量上，猪和鹿科动物占据主体，大型牛科、熊等动物占比很低，但是在肉量提供上，大型牛科的占比应该更高。根据尺寸分析，猪群中可能存在家养和野生两个群体，而且家猪处于驯化初期阶段，牙齿尺寸变异度高，死亡年龄集中在半岁到1岁，老年个体比例也较高，并且进行了深度消费。中型鹿科和小型鹿科尺寸偏小，可能与狩猎压力较大有关，捕获了一部分未成年个体。而大型鹿科尺寸偏大，狩猎压力稍小。鹿科动物很可能是整只被带回居址，部分个体还被整只埋葬。大型牛科个体巨大，狩猎的均为成年个体，整只运回居址，从人工痕迹上看，除了肉食利用，其后肢骨的骨髓开发比其他野生动物更为明显。这一时期野生动物的比例稍高于家养动物，属于初级开发型的生业策略。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出土动物种属十分丰富，有16种。猪的数量占比上升，超过60%，其头骨尺寸更加统一，但是身体尺寸逐渐拉开差距，年龄结构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1岁半到2岁的个体比例增加，可能反映古人对猪群的持续控制，饲养技术逐渐成熟，肉用回报率越来越高。中型鹿科动物的比例下降较多，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为成年个体，尺寸也有所增大，表明对中型鹿科的狩猎压力减小了。而大型鹿科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比例轻微上升，尺寸缩小，可能对大型鹿科的狩猎压力在增大。大型牛科依旧以成年个体为绝对主体，搬运效应则比第一期更为明显，食物利用率低的部位很少被运回居址，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可能存在浪费性消费。同时对熊的狩猎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家养动物的比例超过野生动物，属于开发型的生业策略。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三期，出土动物种属减少，为10种，这与整体数量下降有关，但也可能反映出古人开发策略的改变。猪的占比超过70%，牙齿尺寸变化不大，但肢骨尺寸却有变大趋势，1岁半到2岁的个体比例持续增加，这可能表明古人对猪进一步的选育和强化利用。中型鹿科和大型牛科、熊也继续维持第二期的狩猎策略，以大尺寸的成年个体为主。牛的比例有所下降。

在朱家台文化时期，动物种属进一步减少，仅有6种。第一、二期猪的比例略微下降，但也超过50%，朱家台文化第三期由于特殊埋葬的单位，导致猪的占比超过90%，猪的尺寸则迅速缩小，古人对猪群的控制更强了。中型鹿科依旧占有一定比例，均为成年个体，尺寸也无太大变化。大型牛科动物的比例在第二期有所上升，但样本量偏少，狩猎的个体全部为成年个体。

在之后的时期，动物的种属依旧很少。屈家岭文化时期猪的比例下降、而煤山文化时期则有所上升，商周时期猪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为各个时期最低，仅有30%左右，鹿科动物的比例则明显提升，这代表了生业方式的改变，还是因为样本量少导致的偏差，目前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马岭遗址动物资源开发策略在仰韶时期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仰韶早期的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主要体现在动物资源数量构成上，猪的比例上升、超过一半，成为最重要的肉食资源，对中型鹿科的狩猎大幅度减少，同时对大型牛科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动物资源的利用是一个联动系统，一部分资源的改变，必然引起另一部分资源开发策略的变动，猪和鹿科动物的此消彼长就是体现，中型鹿科遭受的狩猎压，可能是家猪饲养业进一步提升的原因。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仰韶晚期的朱家台文化，主要体现在猪尺寸的明显缩小，反映出驯化的进一步强化。中原地区这种尺寸的变化是发生在更早的仰韶中期，由于马岭遗址仰韶中期的西阴文化没有出土动物遗存，因此无法判定这个变化是不是发生在更早的时期。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仰韶中晚期，这种尺寸的变化是在中国较大范围内发生的，这是由于小尺寸品种的大面积传播，还是持续驯化所导致的本地种群的形态自然变化，今后还需要相关的DNA测试来确定。

从整体来看，在仰韶时期，马岭遗址对家养动物的开发是逐渐加强的，对猪一直采取小规模放养的粗放管理，数量提升较慢，老年个体较多，与汉水中游的其他遗址类似。不过，马岭遗址与汉水中游的其他遗址也有所区别，如马岭遗址仰韶早期的猪骨比例就已超过50%，而在八里岗、沟湾等其他遗址中，这一比例的提升是发生在仰韶中期，其中的原因仍有待探索。此外，以马岭遗址为代表的汉水中游地区家养动物利用开发显示出了与中原地区不一样的模式，中原地区家猪的占比在仰韶中期便迅速提升至80%～90%，并以年轻个体为主、极少见有老年个体，很可能实行集中圈养，这与上述汉水中游地区的特征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一经济基础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有着怎样的影响，将是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冈一期文化时期猪的尺寸发生了一些难以理解的来回波动，反映出古人在驯化过程中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作用，也许古人并未进行刻意的体型选育，只是动物在人类影响下自身发生的演化，也有可能是古人体型选育的不成熟导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家畜饲养业确实是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如果放置到更短的时间范围，特别是在驯化初期，各种指标也许并不符合我们所期待的规律，呈现出非连续性发展的现象。但是，可能正是这些不规律才更加生动地展现了驯化的早期图景，这提示我们驯化并非坦途。尽管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不规律的现象，但只有不断积累这样的材料，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古人在驯化早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抉择，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驯化的起源、扩散及其机制。

本文由 王光明 蔡鸿博 摘编自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编著《淅川马岭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之 结语。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