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伊斯兰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反击行动以来，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国内，反犹太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据德国反犹太主义研究机构“RIAS”称，从哈马斯的袭击发生到11月9日这一期间，德国国内共发生了994起基于反犹太主义动机的事件。这一数字是去年同期平均水平的四倍，其中包括3起严重暴力事件、29起暴力事件、72起财物破坏事件以及854起反犹太主义言论等事件。

德国公共广播公司ARD（12月29日电子版）根据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的统计数据报道，从哈马斯的突然袭击发生（10月7日）到12月21日期间，反犹太主义违法行为超过1100起。考虑到2022年全年只有大约2874起同类违法行为，可以看到反犹太主义情绪在德国迅速蔓延。

“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位于柏林米特区一座大型犹太教堂附近。为了防范恐怖袭击，教堂入口前的人行道上设置了粗大的铁柱，并呈“コ”字型排列，同时有警察24小时值守。

在这里，丹尼尔·波特曼局长（1984年出生）和尼尔斯·兰格报道官向媒体就德国反犹太主义的现状表达了严峻的看法。

他说：“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战败）发生改变。战后德国反犹太主义一直存在。在这次哈马斯发动的突然袭击后，德国各地的街道上立即就涌现出许多为“屠杀”叫好的人。”

在10月7日突然袭击发生后的当天中午，一个名为“萨米杜恩”（Samidoun）的团体在柏林诺伊克尔恩地区（伊斯兰移民聚居地）分发了庆祝哈马斯这次突然袭击的糖果。该团体一直在支持被以色列俘虏的巴勒斯坦人。

此后，德国各地也举行了声援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10月17日晚上至18日凌晨，受加沙医院爆炸事件影响，诺伊克尔恩地区和勃兰登堡门前的反以色列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动，有人还向犹太教堂投掷了燃烧瓶。

德国警方对“萨米杜恩”下达了停止活动的处分，不允许其组织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并严厉打击取缔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在柏林一家咖啡馆接受采访的柏林居民、专门研究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智库研究员埃兰·拉哈夫（38岁）也指出了德国反犹太主义的质变。

拉哈夫出生在以色列，并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同时也拥有德国国籍。他的祖先中也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

拉哈夫表示：“在德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中，不仅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还高举着圣战（吉哈德）的旗帜。几年前还没有这样的景象。现在，有人公然扬言，只要是犹太人就要杀掉，或者痛打一顿。”他表达了自己的危机感。

不仅穆斯林，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以色列。特别是在大学的左翼学生团体中，反犹太主义情绪非常严重。

犹太人中央评议会的波特曼局长这样说：

“两周前，在柏林艺术大学，大约100名学生把手掌涂成红色，高呼反犹太主义的口号。涂红的手来源于2000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当时一名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在临死前举起了血手。他们打扮成哈马斯的装束，威胁大学里的犹太学生。”

面对这样的现状，波特曼强调的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双方的问题了。

“反犹太主义是全社会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者不可能是民主主义者。在与反犹太主义的斗争中，也培养了民主主义的韧性。如果这个社会要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原则下追求和平共存，就必须压制那些宣扬反犹太主义的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在德国国内，尽管在哈马斯袭击发生后，有人公然举行欢迎袭击的示威活动，但谴责恐怖主义、声援以色列的舆论也很强烈。

德国政治的主流是，以纳粹德国的历史为教训，主张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国国内的一句名言“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作为国家的良知）”也经常被各方政治人物引用。

然而，随着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的清剿行动的推进，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也在增加，对以色列的批评声也越来越高。本来在德国左翼中就存在强烈的反以色列、亲巴勒斯坦的舆论，在这种特殊时期，这种声音也开始获得更多的支持。

德国穆斯林中央评议会是首个作为伊斯兰宗教团体访问奥斯威辛的机构，并一直在德国内外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

评议会议长马祖埃克出生于德国西部的阿亨地区，父亲是叙利亚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开罗学习了阿拉伯语、伊斯兰学，在阿亨学习了政治学。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1984年成立的中央评议会的工作，并从2011年起担任议长。

马祖埃克表示：“哈马斯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它利用巴勒斯坦解放来为其极端主义正名。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都对和平进程没有兴趣。前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的暗杀（1995年）是由极端右翼犹太人实施的。”他展示了对双方极端主义保持距离的姿态。

德国巴勒斯坦人中央评议会会长哈乔的父母都是巴勒斯坦出身，而他本人则是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难民营出生的。他在巴基斯坦接受了船员训练后，曾作为船员环游世界，但在30多年前来到柏林后，他一直经营着一家建筑管理公司，并获得了德国国籍。

哈乔也承认：“杀害平民就是恐怖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杀害平民和无辜人民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要对此进行批判。”他还说：“哈马斯并不是巴勒斯坦的代表。我们不是哈马斯的掮客，也绝对不想生活在哈马斯的统治下。”

但他也表示：“我们（巴勒斯坦人）处于被占领状态。对于占领者的斗争是否是恐怖主义，这是一个疑问。巴勒斯坦人有权保卫自己的土地。”他展示了对哈马斯活动作为抵抗运动一面的认知。

马祖埃克说：“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加沙，无辜的平民都成为牺牲品，但俄罗斯被指责进行侵略战争，而以色列则被视为行使自卫权，两者的待遇截然不同。德国支持以色列，却失去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德国在政治信任方面拥有巨大的资产，应该更好地利用它。德国应该保持中立立场，努力结束冲突。”

哈乔也表达了他的不满：“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曾扬言要在加沙投下核弹。废除《奥斯陆协议》（1993年）的是（暗杀前首相拉宾的）犹太极端右翼分子，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大力报道这些事实。”

将俄罗斯的侵略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清剿行动等同起来的言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在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中，频繁听到的主张是“欧美的双重标准”。

马祖埃克指出了德国社会分裂不断扩大的现状：“对民主主义的信任缺失、对体制的不信任正在加剧，德国社会正变得四分五裂、漂泊不定，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担心危机将助长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势力的壮大。”

战后德国一直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视为最大的历史教训。因此，对于被视为反犹太主义的历史认知和活动，德国一直动员法律手段，彻底摘除其萌芽，并持续努力防止其表面化。

然而，随着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公然在街头呼喊反犹太主义口号的人们开始出现，这种强大的禁忌也可能会逐渐形式化。

马祖埃克还表示：“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的选择’（AfD）等推动的否认反犹太主义罪行的进程已经在推进，事态正变得十分严重。”

在“反犹太主义禁忌”影响深远的战后德国社会，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往往被倾向性地视为反犹太主义。然而，德国社会对此的疑虑正越来越强烈。

《明镜周刊》指出：“批评以色列的政治领导者往往会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但如果批评是政治合理的，那么它就不应该被视为反犹太主义。”

研究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拉哈夫表示：“并不是所有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但许多批评者的动机确实是反犹太主义。”他表达了对压制反犹太主义的规范逐渐淡化的担忧。

在警惕这种反犹太主义倾向蔓延的同时，马祖埃克也对反伊斯兰的动向保持警惕。

“有趣的是，原本就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右翼开始声称‘我们是以色列的朋友’，并试图为对穆斯林的排外主义正名。少数人打着‘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的旗号，实际上却在散布反伊斯兰、反巴勒斯坦的排外主义。”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所引发的德国社会意识变化的方向备受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