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指导员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有期徒刑，可他却说：“当时我也是迫于无奈啊！”

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正面战场，而是在解放军夺取谅山之后奉命撤军途中。

冯增敏是50军150师448团3营八连指导员，八连和一连是与团部一起行动的，奉团长李绍文之命救援被围困的2营官兵，结果也遭到了越军的包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要从当时的撤军方案说起。

谅山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不过一百多公里，自古有“谅山破，越南降”的说法。可以说，只要愿意，我军就一直能打到河内。

但是，这次反击战我国的目的只是给越南一点教训，并不是想占领越南领土。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我军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就下令撤军。

150师师长刘同声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研究部署撤退工作。他提议一切以安全为重，而最安全的方案就是与军大部队一道，沿着3号A公路撤退。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可是50军军部派下来指导工作的副军长关豁明却有不同意见，在他眼里越军已经大败，犹如丧家之犬，躲在深山老林之中，150师如果走山间小路，可以顺便把他们清剿干净。

刘同声对这个意见不敢苟同，他反复强调越军阴险狡诈，走山间小路有许多不确定性，是对手下将士生命的不负责任。

可是关豁明就是坚持己见，丝毫不退让。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同声无奈只得听从副军长关豁明的，改走山间小道。

果然，在448团2营走到一处山谷中时，突然遭到了越南军队的埋伏。虽然埋伏的越军数量并不是很多，可是考虑到士兵大多数都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营长教导员一合计，还是立即向团部汇报并请求支援。

团长李绍文将此事立即向师部进行了汇报，师部批复很快下来，由于越军数量不多，部队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军，2营全力自救。

事实上，在2营发出去求救信息之后，他们冷静下来，沉着应对越军的攻势，不久之后就较为轻松打退了这小股越军。不过这件事情却在团部与师部之间造成了隔阂。

逃走的小股越军回去搬了援军，他们再次将2营围困在另外一处山谷内。有了上次胜利的经验，2营这次从容得多，他们对越军进行了坚决有力的回击。

不过，这次越军数量是上次的几倍还多，敌人的火力很盛，2营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无奈之下他们再次向团部求救。

团部认为上次师部拒绝救援，这次肯定也不会管。因此李绍文决定不再上报，而是依托团里自身力量进行营救。当时随团部一起行进的是1营1连和3营8连，李绍文命令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这两个连队前去营救。

在越军强大的火力打击之下，2营很多战士牺牲，营长教导员也被打散了。剩下的战士们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

1连和8连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营救2营的行动不但没有达成，他们自己也被外围的越军包围，根本向前不了。

当时，天完全黑了下来，两个连队出发的匆忙，没有带照明工具，黑灯瞎火之下无法对敌人进行精准打击，结果造成己方伤亡惨重。

8连被越军围困在一个山谷中，副连长王立新带着1排士兵冲在最前面，先后和越军展开两次激战，最终寡不敌众，43人中只有两人因重伤昏迷被俘，王立新和其他人因拒绝投降全部牺牲。

1连和8连剩下的人全被越军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指导员冯增敏率众与越军激战了3天后弹尽粮绝，眼见突围无望，他就和1连连长李和平商量，要不投降吧。

“什么？你疯了吗？我们怎么能够贪生怕死，你怎么会说出投降这种话呢？”李和平气得全身发抖，气哼哼地朝着冯增敏质问道。

“连长，我不怕死，可是这些还没有成年的小娃娃们呢？现在坚持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如今这200多个年轻小伙子就这么死了，实在不值得，投降了还能保住一命，保住200多个家庭。”

李和平一时间也无力反驳，他也同样不舍得手下这些娃娃们，最后同意了冯增敏的意见。就这样，连同冯增敏和李和平在内的202人向越军投降。

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全军只有239人被俘，而448团就有219人，占了绝大多数。不幸中的万幸是，越南方面保全了这些人的性命，并在后来的换俘行动中全部放了回来。

回国后，冯增敏和李和平被立即逮捕，经过军事法院的审判，他们最终被以“投降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经组织开会研究，决定开除其军籍和党籍。

而在这个过程中做出错误决定的副军长关豁明受到了降职处分，师长刘同声被降职后调离工作岗位，后来就连50军的编制也被撤销。

出狱后，冯增敏每次谈到这件事情时，表示自己是迫于无奈，是为了保住那200多名战士的性命，为了拯救他们背后的家庭，投降虽然不光彩，但绝不后悔，同时特别感谢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宽大处理。

另外，8连1排那两个被俘的重伤员，说出了副连长王立新的事迹，上级决定追记王立新一等功，两名重伤员记二等功，并给予表彰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