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在大会期间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两位总统候选人似乎都不是外交政策领域的“远见卓识者”。但罗奇教授认为，从哈里斯选择沃尔兹担任副手来看，如果她在11月胜出，中美关系可能会迎来新方向，出现类似于52年前尼克松访华那样的双边关系突破。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半个世纪前的8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宣布辞职。就在所有人关注今年美国大选之际，此节点为人们思考美国政治领导层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契机。

尼克松滥权与他的外交政绩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公然自认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于1972年访问中国，震惊了世界。尼克松的美苏中“大三角战略”有效地孤立了前苏联，最终帮助结束了冷战。

这样的突破会再次发生吗？中美之间迫近的超级大国冲突无疑需要另一次战略突破。政治驱动下的虚假叙事，致使这两个国家正走向冲突，并且没有现实的出路。仅在台海或南海一次意外事件，或者美国遏制政策加码，就能导致冲突升级。

即使特朗普在11月获胜，他似乎也不太可能解决中美冲突。正如他在第一个任期所做的那样，他仍将关税问题摆在首位。第一个任期期间，他将对华关税由2018年的3%提高至2020年的19%，如今他提议将关税上调至50-60%的水平。

和早期关税一样，此举将适得其反。首先，对华关税将推高美国消费市场的物价水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特朗普新提出的关税带来的额外进口成本将达到美国GDP的1.8%，几乎是他第一轮关税成本的5倍之多。

第二，正如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在美国储蓄率低的情况下，对中国加征关税无法减少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相反，这些额外关税是将赤字转移到其他成本更高的外国生产商身上。特朗普最初加征关税时，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收窄了些，但美国与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地区、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的贸易赤字却增加了，超过了对华贸易的逆差抵消额。

相比之下，哈里斯似乎无意提高关税。但她看起来倾向于支持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该政策被中国领导人视为针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围堵和打压”。这就意味着她会延续拜登的关税（大部分是从特朗普时期延续下来的关税），出台有针对性的制裁，推进“去风险”和“友岸外包”策略。虽然哈里斯的策略没有特朗普那么激进，但从拜登手中继承这种“反华”策略无助于缓和中美紧张局势。

在台湾问题上，哈里斯和特朗普可能持不同看法。6月底，特朗普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强调要以“更具交易性”的方式来协防台湾。他认为，美国同保险公司没有区别，“台湾应该为我们支付保险费” 。特朗普此前也对欧洲、北约甚至日本采取过同样的立场，即富裕国家应该为美国的保护埋单。

我并不赞成美国采取唯利是图的外交政策。但我必须承认，特朗普的策略很可能将遏制中国的负担从美国转移到台湾地区身上。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因为它可以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紧张关系。但这还远不是解决大国冲突的战略良方。

尽管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没有结束中美冲突的倾向，但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算是一个潜在的转折，暗示可能会取得尼克松式的对华关系突破。

与老布什1974-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一样，沃尔兹与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沃尔兹曾在中国旅游、任教，包括和妻子度蜜月。鉴于这种经历，沃尔兹在2007年至2019年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在对华议题上也重点关注人权问题。但是，除了专注于人权和南海局势以外，沃尔兹也强调了一个“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对话必不可少，而且“绝对必须对话”。换句话说，他将带来实用主义，而这种实用主义正是美国当下日益仇华的环境下所严重缺乏的。

副总统很少能影响重大的政策项目。但就沃尔兹而言，他对中国的认知增加了“哈里斯政府”采取尼克松风格的对华举措的可能性。在人权和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哈里斯和沃尔兹立场一致，但他们也认识到，迫切需要对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路线进行纠正。

这种细致入微的视角将使他们能够“双管齐下”，兼顾行事，鼓励他们优先考虑重新与中国“再接触（re-engagement）”，而不是在冲突关系的每个摩擦点上固执己见、拒绝让步。这就是尼克松在1972年抛开意识形态偏见与中国接触的原因。沃尔兹很可能帮助扭转哈里斯的对华政策。

当前的地缘战略环境与半个世纪前的冷战氛围惊人地相似。有谁能比一位深思熟虑的新任美国总统更能缓和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危险局势，并将两国关系从对抗转为竞争，从升级冲突转为解决冲突呢？

在特朗普和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中国症结”每况愈下。如果哈里斯在11月获胜，情况大可不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