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五大法系分别是欧洲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其中的中华法系起源于夏朝，在唐朝达到顶峰，对于现代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法律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别于其他四大法系，中华法系最显著的一大特点就是“重刑轻民”，延续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所谓“重型亲民”，是指立法层面重视刑法而忽视民法，执法层面重视刑事诉讼而忽视民事制裁。中华法系之所以会形成“重刑轻民”的特征，与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经济发展、政治需求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一、“重刑轻民”的体现：“祖宗成法，以刑为主”
中国的法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大约从奴隶社会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从夏商周三代的《禹刑》《汤刑》《九刑》《吕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发展，古代法律条文的名目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终归逃不脱“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基本原则。
其中的《法经》为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李悝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典，同时也奠定了其后数千年，以惩治盗贼犯罪为核心的刑事立法原则。
在《法经》六篇当中，刑法相关的法律条文占据了大半江山，如囚捕犯罪分子的《囚法》《捕法》、稽查强盗窃贼的《盗法》《贼法》，还有涉及其他犯罪的《杂法》，分门别类，内容详尽，让一切法外狂徒无所遁形。
然而，与刑法体系相对应的，关于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却显得十分单薄，只有牵涉到户籍、婚嫁、债务和田亩等民生大计时，才有寥寥数语的法律规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修订大秦律时，对先秦法家的重刑思想加以进一步地发扬光大。比如云梦泽出土的《法律答问》简牍，在林林总总一百多项法律条文当中，有关惩戒盗贼的就多达八十余。
至于民事规定则只有《工律》《金布律》等十分有限的典籍当中有所体现。
经过汉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发展下来，“重刑轻民”的立法传统根基始终没有遭到破坏，反倒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终于在唐初出台的《唐律疏议》中，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
《唐律疏议》是唐朝时期最重要的法律经典，全文共十二篇。开篇的《名例律》规定了唐朝的刑法总则，其后用了整整九篇的篇幅，详细罗列了整个社会可能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及相应的刑罚措施。而涉及民法的只有最后两篇，分别是《户婚律》和《杂律》。
除了“律”以外，唐朝律法中还诞生了“令”、“格”、“式”等多种条文形式，但这些新型条文，绝大多数都用于刑事规定，在民事方面极少见到。
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在立法层面基本都是以《唐律疏议》作为蓝本，如宋元时期的《宋刑统》、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律典籍凝聚了前朝法家思想的经验和智慧，并无一例外地保留了“重刑轻民”的“祖宗成法”。
二、“重刑轻民”的成因：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条件、政治因素
纵观中国五千年古代社会，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狱”“讼”之分。“狱”代指刑事诉讼，“讼”代指民事纠纷。然而两者相比，民事纠纷显得有名无实，不仅相关的法律规定残缺不全，甚至就连相关的处理措施也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以至于很多时候，朝廷不得不临时采取刑事处罚的手段，对民事责任纠纷进行裁处。
那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型亲民”现象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四面八方天堑险隔，地理单元相对闭塞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两条河流流域附近均是广阔的平原，拥有上天赐予的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广大农民春种秋收、安居乐业。正因如此，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就率先进入了农耕文明，并凭借农业的兴旺发达，毫无争议地跻身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至今仍是享誉全球的农业大国。
与此同时，从全球地理的角度上看，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又相对闭塞，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形成了中国西部两道巨大的天然屏障，使得东西方之间长期处于不通往来的局面，直到西汉开通丝绸之路，才逐渐得到缓解。
往东边看，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一望无际，扼杀了古代人远洋航行的雄心壮志。北边是杳无人烟的寒冷荒原，南边是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是难以逾越的天堑险隔，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长期远离纷争、偏安一隅，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温室”中茁壮成长。这也是古代中国没有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那样，过早衰亡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也阻碍了其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竞争。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普遍怀有自我中心、守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地理因素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基本面貌。
（二）经济条件：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商品经济发展滞后
上启上古三代，下承清末民初，古代中国的经济主体一直没有改变过，从来都是以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经济。古代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社会分工模糊含混，土地基本上就是唯一的生产资料。
从铁制农具诞生的那一天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但其形制和用法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轻工业和商业必然长期让位于农业这个支柱产业，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维持了几千年。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天然鸿沟，决定了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从法律层面的角度说，民法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成熟的商品市场，交易双方必须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
相关的例子可以参照古罗马，当时虽然属于奴隶制国家，但地中海地区山多地少、土壤贫瘠，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反倒是四通八达的海陆环境，使商品贸易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古罗马平民通过长期的权利斗争，就已经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基本与贵族阶层平起平坐了，这才有了后来《十二铜表法》诞生的基础。
有趣的是，《十二铜表法》与李悝的《法经》基本上出现在同一时代，但两部成文法典的性质却是天差地别。前者在土地、债务、家庭、继承等多个维度，均作出了详细的阐述，是一部相当完备的民事法规；而后者则几乎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刑事法典。《十二铜表法》的诞生，也为后世欧洲法系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政治因素：宗法等级的法律保障，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
“重型亲民”法律思想出现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缔造出的军事法律机器。
在长达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程当中，皇室宗族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满足日常生活的巨额开销，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阶级压榨盘剥，致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以身试法，以致出现周期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历朝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位不对刑事法律高度重视，因为这是能够对民众起到威慑作用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统治者最忌惮强盗窃贼这号人物，也是为什么古代律法大都强调“治世用重典”的原因。
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看，刑法的本质与军队类似，都是帝王君主维护统治的暴力工具。
从秦始皇扫清六合、自号“皇帝”开始，此后的历任天子就开始把江山社稷当做自己的家业恒产了，为此他们命人打造精美的传国玉玺，在上面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是希望能够将这份“家产”传及千秋万世。
然而，古往今来想当皇帝的人多了，唯一的真龙天子自然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千方百计地将威胁到自己的人通通消灭。
在秦汉律法当中，就出现了针对皇权权威的不敬罪、诽谤罪、失阑罪、僭越罪等，这些罪犯的下场可想而知，杀头都不算什么，不被千刀万剐、株连九族就是万幸了。此后又有《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朝《开皇律》的“十恶”等。
“十恶”当中有“四恶”，都是触犯皇权十恶不赦的天大罪过。“四恶”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篡权夺位的“谋反”，其后分别是玷污宗庙祭陵的“谋大逆”、背叛朝廷吃里扒外的“谋叛”，以及偷盗皇室用品、危及圣上安危的“大不敬”。
古代君王改元开国之际，为了广布恩泽、聚揽民心，下达的第一条诏令往往是“大赦天下”，将关押在牢狱中的罪犯们减刑或释放。
然而，有一类罪犯即便赶上“大赦”也不能幸免，那就是犯了“十恶”重罪的人，这也就是成语“十恶不赦”的由来，用以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天地不容。
（四）社会背景：等级制度深入人心，男权社会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的宗法等级制度，不仅构成了古代刑法最重要的法理根基，还在民法体系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作为私法的古代民法，强调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反而天生带有等级制的深深烙印。
人身关系上，唐律极力维护男性家长制，推崇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婚姻上严禁同姓通婚，以及无理由地离婚。
在准许离婚的“七去”条件当中，就有五条涉及家族宗法，分别是无子、淫乱、口舌、妒忌，以及不事舅姑。由此可见，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也是“重刑亲民”思想传统的一大社会因素。
结语：
中华法系之所以会形成“重刑轻民”的特征，并对后世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与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经济发展、政治需求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时至今日，国人对于抢劫偷盗、贪赃枉法等刑法罪名如数家珍，而对于个人侵权等民法概念却仍旧一知半解，就连婚姻法这样的传统公法，也被纳入了“婚姻管理法”的范畴。
可见，想要尽快摆脱“重刑亲民”观念，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
1、《法经》
2、《唐律疏议》
3、《十二铜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