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是这部不朽的兵法宝典的总纲，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计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军事哲学理论的创立，也标志着孙子军事战略思想体系的形成。

毛泽东军事思想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之大成，无愧为中国第二座兵学高峰。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发表的《论持久战》，既是一部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战略纲领，也是一部论述军事哲学的经典著作，更是一部军事战略巨著。这部光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体系、军事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孙子兵法·计篇》从战略上提出了重视战争和研究战争的问题后，紧接着就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和运筹战争的问题，并把“五事”作为战略运筹要素。孙子指出：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就是指政治、气候、地形、将领、法令等因素。孙子认为必须从这五个方面来进行战争的研究和进行战略全局的运筹。了解这些要素，就能预见战争的胜负；不了解这些要素，就不能预见战争的胜负。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从中日战争的全局、中日战争的双方特点、国际国内的条件、社会历史进程等来研究抗日战争。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指出了中日战争产生的根据，即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的决死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内部矛盾，由此产生了中日双方的一系列矛盾，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等。

毛主席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包括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力、文化、地形、自然资源、国土面积、人力、财力、物力、社会历史进程、外交、国际环境等因素，即包括日本的综台国力和中国的综合国力。

毛主席认为，只有全面系统地研究中日双方的特点，才能正确预见战争的历史进程，否则，只能得出“亡国论”或“速胜论”的结论。

毛主席把敌我双方的综合国力作为战略运筹要素，比孙武提出的要素要全面得多、系统得多、深刻得多。

《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七计”作为运筹方法，就是比较战争双方的条件来决定战争的胜负：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对中日战争进行战略运筹。

毛主席还对敌我双方的矛盾体系进行了综合比较，把握了全部敌我矛盾体系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只有研究了双方全部因素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结论。

毛主席在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时，进行每对矛盾的对比分析，指出：

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这决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敌小我大，决定了中国能够支持长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会灭亡；

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能坚持持久的抗战，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

毛泽东还紧紧抓住中日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的特点进行分析，指出我方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达到平衡，再促使矛盾双方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

《孙子兵法·计篇》进行战略运筹时，只作一一对应的比较，显得过于简单化。而毛主席进行抗日战争战略运筹时，不但研究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敌我双方的全部因素进行了综合比较，从总体上、全局上把握了敌我全部因素的相互关系；不但如此，而且从动态上、发展上、变化上，把握了中日矛盾双方的关系。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即：如果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这表现了孙武对预见战争胜负的把握，对掌握战争规律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进行战略思考后，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他说：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运用辩证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原理，还预见到抗日战争形态是犬牙交错的战争，他描绘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蓝图、整个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毛主席预见的正确性。

《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造成有利态势的原则，即所谓的“造势”：“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所谓有利态势，就是根据于己有利的情况，而进行机动。孙子没有局限于战争双方的静态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对比，而把发挥主观能动性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作为战略指导原则，这在两千多年前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孙武这一思想。在《论持久战》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等；但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毛主席指出，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兵者，诡道也”的战术原则：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十二条战法，就是有名的“诡道十二法”，是孙子最早提出的军事命题，很符台军事辩证法，后世军事家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揭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精髓。“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等，是对孙子提出的战法的运用和超越。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逻辑思路及结构，与《孙子兵法·计篇》也有相通的之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的中间部分有一段话：

“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

这段话透露出“定计”的总体思路，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计篇》非常有用。

“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解决的是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方向和目标，即：“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怎样做”和“不怎样做”解决的是中国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必须采取的策略和手段，主要包括：

“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

任何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计”都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必须指出方向和目标，二是必须指明为达到此目标而应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孙子兵法·计篇》从逻辑结构上讲，大体也可分为两部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主要论述战略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从“兵者，诡道也”到“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孙子主张，策略和手段越是具有了诡诈性、破坏性、突发性和预见性，就越是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

综上可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借鉴和继承了《孙子兵法·计篇》的战略思想和逻辑结构，并进行了创造性的丰富和拓展，将我国古代兵家智慧推陈出新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