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申一次，我这次坚定地支持司马南。

我比较老实，不会伪装自己的想法。我不是圣人，我也有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谁支持科学，谁就是我的朋友和兄弟。

既然是朋友和兄弟，那我的胳膊肘子肯定要向里面拐的。

你肯定要说，什么我这是江湖义气。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江湖义气。朋友和兄弟有困难，我保护他们，那就是我的原则。

司马南

你可能会说，如果司马南是“坏人”，你也拿他当朋友和兄弟吗？

我在这里作答：

我拿人当朋友和兄弟也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是，你不能分裂和出卖国家，你不能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这就是我的底线。

司马南目前没有突破我的底线。

反对司马南的人，无非是说司马南是为了商业炒作故意挑起社会事端。我是这样看的：

管你是不是商业炒作，我根本不在乎。有些值得批判的社会事端，本就该被挑起。只要你支持劳动人民的利益，只要你说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面去了，即使是商业炒作，那又何妨？

至于某些人说司马南是故意抹黑莫言，那也很简单，被认为是受到抹黑的人，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反击。可是迄今为止司马南并没有因此被法律制裁。法律上没有案例，我就不能说司马南确实抹黑了别人。而且司马南的观点，我认为立得住。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但你的观点仅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法律。

莫言

可以说，司马南批判莫言，我是一万个、一百万个、一千万个支持。

我现在就用理工科的思维给你分析一下原因。

理工科思维就是要量化。

莫言是50年代出生的人，1955年出生。他的苦日子全部集中在18岁当兵以前。我并不反对那年代很苦的说法，我承认那时候国家确实不富裕。但，这又怎么样呢？再苦，莫言所经历的苦，也最多就是他18岁当兵之前经历的苦。

也就是说，1973年以后，莫言的生活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他上了军校，当了。这本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周边的人。以一个人有深刻记忆是4岁时计算，莫言经历的苦，无非是在1959～1973年之间。充其量是14年。这14年中真正意义上的苦，也最多就是2～3年。

不管莫言有没有夸大事实（很多文章都分析了，不认可莫言的全部说法，但我无所谓，姑且认可莫言的说法），就算他说的是真的，也就是经历了顶天算的14年（其实真正是3年）。

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这一年，莫言24岁。24岁是小伙子发愤图强的年纪，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这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32年。如果是距离莫言的“苦年代”，已经过去了38年。

莫言虽然经历了幼儿时期的苦，但也经历了随后38年的甜。

该作品拍摄于深圳

现在是2022年，距离莫言的获奖，又过去了10年。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一下：

莫言经历了幼儿时期短暂的苦，但经历了之后48年的甜。

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看出问题所在？

一个人的黄金时期，是他的青年到中年。莫言也是一样。莫言的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是他18岁参军一直到现在。他在他的黄金时期里面，发表了所有的文字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甜起来”的时期内发表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些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面，没有任何一篇涉及“甜”的文章，而是方向性明确地指向一个时期——莫言18岁以前的“苦日子”幼年时期。甚至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也是强烈地重复这一时期。

一个已经度过了48年“甜日子”的人，在“甜日子”里面发表的所有作品和演讲，都似乎在回忆18岁以前的“苦日子”。

这个比例……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不一样的味道？

有人说，我们要允许批判。当然允许批判啊。过去的一段日子是很苦，但是莫言的这样严重比例失调的针对性批判，让人感觉有点不放心。

恕我直言，莫言这样的做法，不应该是一个出生在50年代的人的做法。莫言的那些所谓“揭苦”的文章，更应该是莫言的父亲一辈的人应该或者有资格完成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假设莫言的父亲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他一出生，当然是经历了苦。这个苦，我们可以一直算到1970年代，那么莫言的父辈就经历了50年以上的苦。

可能不完全是事实。毕竟解放后的趋势是总体趋向于甜，真正的苦日子也就二三年。但我们不用这样严谨，就姑且认为莫言的父亲经历了50年以上的苦日子。

在莫言父亲的黄金时期，他经历了50年以上的苦日子，那么莫言的父亲脑海中就养成了习惯思维——俺这一辈子，苦啊。

那么，即使以后改革开放给莫言的父亲带来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可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依然很难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以认为“我这辈子就是苦”。

如果莫言的父亲一辈也写出莫言的那样文章，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哪怕莫言的父亲写了一辈子，他永远是回忆童年的苦，哪怕他一辈子不说“甜日子”的好，我们也不会责怪他。毕竟一个老人家，已经在黄金时期经历了50年以上的苦，他的思维定势已经养成了，他这样做，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

可是莫言不一样啊。莫言是1955年出生的人，他出生后充其量经历14年的苦，真正的苦是3年，所有的苦日子都是在他幼年时期发生，随后就是漫长的48年的甜日子。可是莫言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维定势，完全不像是一个解放后出生的人，完全和一个192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他的所有作品，都没有涉及到“甜”，他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也都没有涉及到一丝一毫的甜，永远是回忆幼年时期吃煤块、母亲挨打……

如果是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人，他们怎么看？那就是：中国苦 ，而且是一直苦，苦到现在，没有改变过。

我们姑且信任他的说法没有太离谱，但他这样严重比例失衡，严重偏离他所经历的时代背景的做法——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是一个学生。我在小学二年级被老师罚站了一节课。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回忆。但是我后来被老师表扬，当了“三好学生”，我的学生生涯基本上算是平安、惬意。可是当我上了大学，我工作了，我结婚生子了，我提干了，我在随后的平安、惬意的几十年时间里面，我写出的所有作品，都仅仅是回忆我在小学二年级被老师罚站的场景。而且不是一篇、二篇，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写罚站或者小学生时期的“苦”。我一直写到70岁，我还是在“忆苦”——我这辈子经历的真苦啊，我被老师罚站……

请问，正常人有没有感到有点不对劲、不寻常的地方？

年轻时候的司马南

所以说，那些无条件支持莫言，口口声声所谓“批判是为了更好”的人，他们是看不到这些不对劲、不寻常的。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莫言的父亲一辈子来写那些文章，写一辈子幼年的苦，我没有任何意见。他的父亲有那个资格。但是……

我呵呵了。

莫言的“批判”真的是为了“更好”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资格下结论。

我想起了林语堂写的名著《京华烟云》，这部小说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1937年抗战爆发。写了中国人50年中经历的苦，写了义和团运动，写了逃难生活，写了民国政府的腐败，写了当时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甚至写了几次屠杀。

林语堂

总之林语堂笔下的这50年是“很苦”的。比莫言幼年经历的短暂的苦，要漫长的多，深刻的多。

但是《京华烟云》并没有从头到尾都永远在诉苦，里面也有希望。

姚木兰的儿子参加了抗战，正是因为有希望战胜敌人才会参加抗战。姚木兰在逃难中遇见了很多高唱军歌的抗战军人，在“喜气洋洋”的清晨，他们都朝气蓬勃，大步的奔向前线：“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她在途中收养了很多个孩子，并亲自给他们哺乳，她感觉自己是给整个中华民族哺乳。虽然国家和民族遭遇了巨大之苦难，但是希望一直都在。

《京华烟云》最后一章，“怀疑探索者”截图

真正的名著，不仅仅在于一味的谈苦，还要有希望。

作者：怀疑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