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天鼎

1963年3月彭真等在北京玉泉山赏花。左起：邓小平、陈毅、彭真、杨尚昆、李富春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以及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家人也受到牵连蒙冤。彭真虽身处逆境，但一直乐观面对，多次向中央申诉，始终对自己能获得平反充满信心。

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8年前后，胡耀邦认真听取了彭真家人的申诉，并作出一系列指示。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中组部干审局对彭真的冤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后彭真一家被接回北京，并最终获得彻底平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的背景，当时兼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并不知情。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彭真愤怒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并指示北京地区的报刊不要转载该文。

针对《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运动，1966年2月3日，在彭真的主持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以下简称《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批判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等人，还提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严厉批评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并催问：彭真是否已向上海市委道歉？此后，毛泽东每天都催问是否告诉彭真了。

形势一时间急转直下。彭真不得不对一些已经被点名的同志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这些同志。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邓拓。4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提出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应该批判，但对邓拓的批评分两步，先党内批判，后公开批判；允许讲话，摆事实，讲道理，邓拓自己也可以讲。4月5日，在谈到邓拓时，彭真说：邓拓同志思想上错误的东西不少，但他对“三面红旗”是拥护的。14日，彭真又说：邓拓是市委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又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要公开批判，得经中央批准，不然不合组织原则。他接着问：给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是否写了“当否，请示”？有同志回答说：没有写上。得知这个情况后，彭真说：有漏洞，应该写上，请中央批示。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的批判文章。编者按提出：发表了这些文章而又没及时地批判，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播发了这个按语。

不同意对罗瑞卿错误性质的一些过高批判。4月5日，彭真将中共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所草拟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草稿）》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建议：“此件他们在改。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给他们。罗瑞卿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等，提议删掉，还有些地方要改改。”

政治形势瞬息万变，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二月提纲》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会议印发了揭发彭真、陆定一的七个材料。

为了避免当面顶撞毛泽东，在毛泽东批评时，彭真始终没有说话，并在随后检讨中，针对《二月提纲》明确表示：“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刘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也即《北京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晚，新华社通知撤销《〈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的编者按。《北京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及配发编者按这件事被康生等称为“四一六”事件，4月18日，又被康生说成是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4 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中共北京市委布置的“制造混乱”的措施。

此后，彭真的错误被逐渐升级，并被清算历史旧账。1966年4月24日下午，林彪同彭真谈话，主要批评彭真在东北工作时期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说：是路线性错误。林彪说：你把这个“性”字去掉。6月，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召开的市农村“四清”工作团会议上，批判彭真1965年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及1963年7月4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之后在全市范围内批判。

伴随着大批判而来的则是彭真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被立案审查。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5 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会议期间，5月18日，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和3名警卫战士共8人被调离。5月22日，中央决定不再给他看文件，并把他家中的文件包括工作日记等全部收走。从当天起，彭真被软禁家中，失去人身自由。6月1日，彭真交出中南海的出入证。

7月9日，康生宣布成立彭真专案小组并主持召开彭真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会上提出“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要求专案小组按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去寻找材料。在康生的指挥下，彭真被扣上了多个莫须有的罪名，如参与“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桃园三结义”问题。

所谓“二月兵变”，是指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搞“四清”运动的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借过空房，实际上并没去住。此事后被康生等人诬称为“二月兵变”。

所谓“畅观楼事件”，是指1961年11月至12月间，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为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作准备，中央书记处组织选编了1958年以来一部分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彭真据此布置北京市委组织对1958年以来与北京市工作有关的文件进行清理，以备在全面检查北京市工作时作参考。这项工作于1961年 12月在北京西郊动物园畅观楼进行，最后整理出了一份《中央文件摘要》。因中央书记处已完成对这段时间中央文件的检查工作，这份《中央文件摘要》就没有上报，一直放在文件柜里。

所谓“桃园三结义”，是说解放战争期间，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在东北局工作时结成“联盟”，“反对”林彪。

这几件事本来都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却被说成是政治历史问题。此后，彭真被勒令交代家庭及这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10月，彭真先后写出《初步检查》和《我的自传》。但专案小组办公室又想揪彭真的“叛徒”问题，随即要求他详细写出1924年秋在太原被拘留、1927年春夏之际在天津法租界被工部局抓住，以及1929年在天津被捕的情况。后来，彭真写出补充材料，但专案小组捏造事实，硬是给彭真安上了“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罪名。

1959年9月，彭真 （前左一）陪同毛泽东参观北京新车站候车大厅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公开点名批判彭真，号召造反派要组织批斗。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7月被关进秦城监狱前，彭真被批斗二百余次。

彭真蒙冤后，他的家人也都受到了牵连。1967年7月10日，彭真母亲魏桂枝被曲沃县造反派多次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折磨，含冤去世。7月19日，彭真夫人张洁清被捕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同样被关在这里的彭真直到1972年7月，子女首次获准到秦城监狱探监时，通过子女才得知张洁清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被捕的还有张洁清的姑姑张秀岩、弟弟张文松、弟媳黄甘英等。

1967年9月，彭真专案小组从彭真家中搜出一部有收发报功能的轻便小收音机，责令彭真交代收音机的来历和用途。这部小收音机是1947年彭真从哈尔滨到西柏坡时，东北局的同志为了彭真途中便于收听广播送给彭真的。彭真到西柏坡后，继续用它收听广播，但从未用来发报。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而专案小组成员却诬陷这为特务电台。彭真的小儿子傅亮当时年仅15岁，因为曾用此收音机收听过广播也被关押，直到1972年初才获释。

1967年9月23日，山西省曲沃县革委会将彭真家庭成分由1949年土改时划定、1966年4月复议确定的“下中农”改为“地主”。1967年10月8日，康生看了《曲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定彭真家庭为地主成分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决定》后批示：“交彭真专案组存。”专案小组以此为依据诬称彭真“出身地主家庭”。

在受难中的彭真，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邓小平谈话，当问到196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邓小平说：“那次我没有去，彭真去的。”毛泽东说：“彭真对于整苏修还是有功的。”并问：“现在他怎样？”

1974年夏，彭真子女获准再次赴秦城监狱探监。百感交集的彭真在狱中改写了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万感交集，无处话衷肠。纵使相逢恐难识，面苍苍鬓如霜。夜来梦还台基厂，儿女愕，喜泪望。怨愤交织，话是非兴亡。料得女魅不长久，东方亮，见短长。”词中透露出彭真对自己问题的乐观和终将平反的信心。

1975年5月19日，根据中央决定，彭真从秦城监狱中被释放。次日，张洁清也从秦城监狱中被释放。在七年的监狱生活中，为了防止失语，彭真坚持每天大声念英文、唱京戏。为了防止双腿僵硬，他每天在被关的小屋中踱步。获释后，彭真夫妇相继被送到陕西商洛，安排在商洛地区干休所监视居住。子女后来也全部来到商洛，全家团聚。但在随后形成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彭真和张洁清的结论中，彭真仍戴着“叛徒、反党分子”的帽子，并被建议“清除出党”，张洁清也被定为“叛徒”。此后，彭真、张洁清就这些结论多次向中央申诉，但“四人帮”仍在台上，申诉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次日凌晨，彭真与张洁清给中共中央、华国锋写信，提出向毛泽东遗容告别的要求，信中说：“距惊悉主席逝世已快一天了，我却一直还像在主席面前聆听着他的教诲，万感交集，彻夜不能成寐。现在我以无论如何不能抑制的悲痛心情和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央允许我们向主席遗容告别！”当天，彭真还向干休所负责人提出回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的要求。层层上报之后，这一要求被陕西省委组织部拒绝。陕西省委组织部还决定在干休所范围内组织干部对彭真进行批判。

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此后，彭真和家人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诉冤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3月19日，彭真给华国锋并中共中央写了申诉信，以《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党分子》为题，详细申诉、批驳了强加的各项罪名，表示自己决不能忍受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说：“忍痛支持、等待了近十年。可是人生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尤其是现在的我，有生余年已经有限了！我恳切地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在我生前予以平反！”

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8月22日，彭真再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申诉“我不是反党分子”“我不是叛徒”的问题，希望“主席、副主席能于百忙中拨冗直接过问处理我的问题，恳切地期望在我生前给予平反”。

在此前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曾和彭真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集团的罗瑞卿及早在1962年就被打倒的习仲勋等人也恢复了组织生活并复出任职。知道这些消息后，1978年7月1日，彭真提笔给叶剑英写信，申诉1966年杭州会议期间，林彪、江青等人对他的迫害，并希望能对自己的问题作出结论。同月，彭真的子女还到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家中申诉。

在多次申诉期间，1977年12月2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张洁清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张洁清被捕后，未发现她有什么问题。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受审期间停发的工资，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1978年6月9日，张洁清被任命为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2月7日，又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张洁清的平反昭雪，再次坚定了彭真对自己获得彻底平反的信心。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任。面对千疮百孔的组织部和组织工作，胡耀邦在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是中央组织部的根本性任务。随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胡耀邦提出1978年主要抓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胡耀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干审局。

在平反过程中，中央曾决定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案件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迟迟没有移交。中组部干审局天天接到受诬陷同志的申诉，却因没有原始材料，无法着手复查。没有别的办法，胡耀邦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他决心抛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另起炉灶。就是这个决定，迅速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口子。

1978年7月，胡耀邦在家中接待彭真子女，听取他们对彭真问题的申诉后，表示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彭真的问题。在此前后，胡耀邦在领导中组部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过程中，对彭真的材料也有所接触，对彭真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

11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针对华东组提出1966年夏康生诬陷彭真、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问题，指出：“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

12月7日，就在张洁清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的当天，彭真子女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要求将父母接回北京检查身体。12月16日，胡耀邦将信转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签署意见：“我赞成把他接回北京来。”随后，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

把老干部从下放地接回北京，随后再平反，是胡耀邦的一大发明。鉴于解放老干部的工作非常紧迫，胡耀邦于1978年的一天对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彭友今说：现在我们要解放老干部，这是当前党的一个中心问题，不能让遭到“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再待在下面了。我在抓这个工作。是否你也参加一下，统战、政协、人大方面的人和事，你参加一下。

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分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仍一直关注指导着对彭真的平反工作。25日当天，胡耀邦指示中央组织部派干部到西安，会同中共陕西省委有关人员将彭真全家从商县接到西安，准备接回北京。同时，胡耀邦还把彭真即将回到北京的消息提前发布出去。

12月27日，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交接的全体干部会上，胡耀邦明确指出：“文革”中强加给彭真、陆定一、王光美等许多老同志的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要尽快解决，先把他们从下放的地方接回来治病。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学工人员大会，在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作即席发言。他说：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就不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10多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但不是所有问题这次都解决了。彭真同志，中央用飞机把他接回来。陆定一同志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宣布，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彭、罗、陆、杨只平反了百分之五十。还有同志问，还有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数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讲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看材料，我估计可能不可靠，大体上不可靠。

12月28日，彭真和家人从西安乘飞机回到北京，彭真要回来的消息早已传出，300多人自发地赶到机场迎接，吕正操、程子华、郑天翔、林铁等老同志都去了。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彭真很激动，眼圈也红了。中组部派去接彭真的是苏式吉姆车，由于车门低，彭真个子高，年纪又大，上车较为费劲。吕正操就请彭真坐自己的“大红旗”，彭真说：“不用，组织上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

到达北京后，彭真一家暂时被安排在前门饭店居住。胡耀邦还不放心，还安排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彭真、张洁清回京后的生活、医疗问题，干审局办理复查问题。

1979年1月27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晚会上公开露面。这是从1966年后13年来彭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在此前后，彭真多次向有关领导和组织部门谈了自己的历史问题。1979年1月23日，彭真同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的同志详细讲了他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后，为保护党的组织和争取缩小组织遭受破坏的范围，组织串供的前后经过。1月24日，他又致信宋任穷介绍了相关问题。

在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认真复查后，2月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共中央送交《关于彭真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复查结果证明，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后不存在叛变问题，政治上是坚定的，他所掌握的北方党的大量组织机密均未泄露，他的口供没有使党的组织和同志遭到危害，保护了继任省委的安全。他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到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报告“建议中央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其受审期间扣发的工资，分配工作，并以适当方式为其恢复名誉”。

2月13日下午，彭真应华国锋之约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华国锋让彭真看了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并征求彭真的意见彭真看完后，表示同意中央结论。他同时表示：自己在多年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曾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和不同场合中，作过多次检查，希望组织上在为他平反的决定中把这一点实事求是地写上。不写，不符合事实。

2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与此同时，彭真家人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至此，彭真及其家人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彭真恢复工作后为了弥补错过的13年时间，精力充沛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中。他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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