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仅日本独有！”1929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断言，这一言论，深深刺痛了梁思成夫妇的心。 当时，日军已有大举侵略中国的打算，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战火对于文物古迹、建筑遗址的破坏不可避免。 梁思成夫妇本来就想抢在日军打进来之前，把国内古建筑调查完，为国人留下图册。这次日本学者的断言，更加坚定了他们寻求古建筑的决心。 于是，在1932年，他们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寻找国内古建筑之旅。 到1937年初，历时五年，梁思成他们一起寻访了十五个省，近150个县市，测绘和拍摄了近两千座古建筑。

 这些古建筑物囊括从唐朝到清朝的各个时期，但木质结构年代最古老的蓟县独乐寺和应县木塔，也只是辽宋时期作品，并没有他们最期待的唐代木构建筑。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给梁思成他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书中所录，敦煌石窟第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五台山图”壁画，壁画中有一座“大佛光之寺”。 根据这个线索，梁林夫妻二人在北平图书馆中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弄清楚，这个佛光寺始建于北魏。 当时，孝文帝经过五台山，忽然看到一团彩色的佛光，于是他大喜，下令在此建寺庙，这就是“佛光寺”。 到了唐代，唐武宗大灭佛教，佛光寺被毁。不过，到了唐宣宗大中10年（856年）又开始重建。 被毁之前，它曾是五台山最颇负盛名的佛寺，因此被绘画在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中。所以，这个佛寺极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得出这个结论的梁思成夫妇，兴奋不已，他们立刻带着营造学社的两名助手，马不停蹄地赶往山西五台山。 此时的梁思成患有严重的脊椎病，需要穿着特制马甲才能坐直，而且因为以前出过车祸，双腿也不利于行；而林徽因的肺病日益严重，一日比一日咳得厉害。 可这些，都未能阻挡他们的寻找热情。 他们先乘火车，然后乘汽车，再坐骡车，骑驴子，最后步行，终于在1937年6月份，在豆村附近，看到了心心念念的佛光真容禅寺，一行人十分惊喜，很快进入寺中，当看到其中一个大殿时，众人更加兴奋了。 眼前的大殿拥有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和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板门上唐代游客留下的墨书题记，殿内的一尊尊唐代彩塑，无不彰显着它建于唐朝。 但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梁思成等人还是迫切地想要找寻更多的证据，确认佛光寺东大殿的建造年代。 于是，他们立刻开始了对这座古寺的考察。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会用墨书写于脊檩（架在木屋架最顶上一根横木）上。 可是，当梁思成他们踩着厚厚的积尘，爬上梁架，将手电筒的灯光照向头顶的房脊时，却看到了骇人的一幕：成群的蝙蝠盘踞在脊条上，黑压压的一片，根本无法看清脊檩上有无题字。 这条路没能走通，他们并未气馁，在几天忙碌地寻找中，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比如，梁架上古法“叉手”的做法；内柱额上残留的小幅壁画，其中一副与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极为相似。 而最关键的证据，也很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他们不期而遇。 那天，他们注意到殿内有四根梁的梁底隐约有墨迹，因为不久前新刷了土朱漆，墨迹不太清楚。 虽然梁底离地7米远，光线又不充足，几人仍旧没有放弃，凭借目力仔细辨别，认真揣摩。 忽然，林徽因读出了几个字：“女弟子宁公遇！”原来，她因为天生远视，能够依稀辨认出梁底这几个字。 因担心辨识有误，几人又特意跑去殿前，那里有一块已经确定为唐代的石刻经幢。经过细致搜索，他们在上面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开列在诸位僧尼的名字前。 可见，这个佛殿是女弟子宁公遇捐钱建造。宁公遇的身份无法确认，但经幢上刻有建造时间“唐大中十一年”，由此可以确认这个佛殿的建造时间正是晚唐。 为了严谨起见，梁思成他们又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请工人搭建脚手架，方便将梁底的土朱漆洗脱，以穷究竟。 几人用撕开的布单沾水进行擦洗，可是土朱漆一见水，墨迹清楚显现，水一干，墨迹又几乎消失。因此，足足花了三天时间，他们才识读完全文，确认了这个大殿确实是唐代木构建筑。 那一天是1937年7月5日。梁思成写道：“这是我从事古建筑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历尽千辛万苦，寻访多年，梁思成几人终于证实了我国境内还保存有唐代木构建筑，将其命名为“东大殿”。 他们的这一创举，不光打破了日本学者的妄言，找回了我们民族应有的荣光和尊严，也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如今，佛光寺被誉为“亚洲佛光”，寺内所有的佛像梁栋都被粉刷涂饰，修葺一新，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蜂拥而至，想要亲身感受千年大唐古刹所散发的历史魅力。 而梁思成等人深深的爱国情怀和严格严瑾的科学态度，都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传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