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学派的中国代表。毛泽东对他的遗传学研究寄予厚望，特殊时期曾多次保护他，病重时还关心着他的近况，惦记着为什么读不到他的文章。

谈家桢

谈家桢，浙江宁波人，1909年生，幼时念过私塾，后入教会学校，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1934年赴美留学。曾任浙江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8年出席在瑞典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选为国际遗传学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主任委员。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赞成摩尔根学派的。解放初有一个时期，我国生物学界盲目追随苏联，片面强调李森科、米丘林的学说，压制和打击摩尔根学派。谈家桢在复旦大学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这种情况使遗传学的许多分支在我国成了空白。

毛主席

1956年，毛泽东为繁荣科学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这一年，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在会上各抒已见，我国遗传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谈家桢后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听后很高兴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6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派飞机把谈家桢和另外两位知识分子朋友接去。在西湖边的一个庭园里同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泽东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自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谈家桢在复旦可以开课了。但是在社会上，不少人还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需要，认为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学派，谈家桢要进行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依然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了解到这一点后，就用一种令人毫不怀疑的口气坚决地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谈家桢

毛泽东和谈家桢他们一直谈到凌晨3时。分别时，毛泽东披着大衣一直送他们到湖边。这时皓月当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接见谈家桢，一见面就问：“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在场的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毛泽东笑着点头说：“这样才好呀！要大胆，不要怕。”

就在这一年，由谈家桢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成立了，他们在当时遗传学的新兴领域辐射遗传、医学遗传（包括分子病）、微生物生化遗传和进化遗传几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从1962年起，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多篇，出版了专著、译作、论文集等16种，大大缩短了我国遗传学研究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然而，毛泽东关于发展遗传学的指示，在特殊时期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疯狂践踏。谈家桢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被围攻，实验设备和仪器被拆散毁坏，研究人员被追离开自己的岗位，谈家也下放到农村劳动。

谈家桢

1968年11月的一天，谈家桢在地里锄草，突然有人轻轻地对他说：“你明天不要来劳动了。”后来他才知道，是毛泽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指名把他解放出来的。

此前不久，毛泽东曾明确地对人说道：“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1974年冬天，毛泽东在病中还让王震给谈家桢带去口信。见面后，王震对谈家桢说：“毛主席关心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

谈家桢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倾吐啊！可是他看到旁边有“四人帮”的爪牙，只好把要说的话又吞进肚里，勉强地对王震说了一句：“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搞的啊！”

毛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谈家桢的研究所正在加快建设。他风尘仆仆地到美国访问，参加学术讨论会，定购先进仪器。除了原有研究项目外，所里又开辟了遗传工程、染色体的结构和功能、真核生物基因的调控机制等现代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遗传工程，被列为国家八项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古往今来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伟大探索工作。

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嘱托，谈家桢终身都在不懈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