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
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性，从一开始便是以超世独立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来过问世事的，顺美匡恶，辨物正言，并且甘心情愿地扮演着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水天中先生便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亦是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的著名美术批评家。他固守本性，不随流俗，秉德无私，以“臧否当时”之才，“衔华佩实”之文笔，为时代立言，他以独特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普遍受到人们尊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中国当代美术界，他是一位独立不羁、隐而不彰，能够“通过影响大众从而在广泛的社会事务中形成影响力”（[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并始终坚持“体现史家责任”、“替微弱历史代言”、“凸显批判精神”，“把个人的人生经历贯穿在美术史研究当中”的杰出文化艺术学者。
水天中以文章名世，更以品格立身。作为美术批评家，他淡泊旷达，谨饬自守，“宁穷处而守高”，其文章魅力主要凸显在他对历史环境和个人情怀的体验式描述方面。他博览群书，“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刘勰《文心雕龙》），“目既往还，触物圆览”，以其深遂的思想和独到的学术目光，置身学术前沿。他总是能站在开阔纵深的历史情境中展开阐述，坚持以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立场来思考问题，他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民国时期以来胡适、傅斯年所坚持的治学传统。在他所撰写的文章中，“既有美术史的叙述和分析，也有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徐虹：《水天中的文风和画风》）这些对社会与文化具有建设性的检讨与评论，凸显了作为美术理论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领作用和巨大贡献。他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深度的通俗”；在实践中希望能“跨略旧规，驰骛新作”，为中国美术建言添色。他秉笔直书，微言大义，始终坚持学术操守，以半生艰苦生活之磨砺与精神血脉中的聪明睿智相融合而形成独特文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人中的才德模范和标杆。水先生常说“艺术是超越功利的（康德语），因此，批评艺术的人绝不能与现实利益同流合污！”在这一点上，他与萨义德不谋而合：“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煦园家风
1935年3月，水天中出生于甘肃兰州一个传统文人家庭里，其父水梓是一位具有新学思想的传统文人，宣统元年考入北京法政学堂，蒙受康梁、章太炎等革命学说影响，参与共和，回甘后曾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期间（1919）曾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去西欧、北美考察西式教育，并带回大量书籍、资料和幻灯片。水天中从小生活在一个书香氛围极其浓厚的环境当中，对艺术的诚挚热爱，也是在颜家沟的“煦园”熏陶中逐渐形成的。据当时到过兰州的外地朋友回忆：“在目前花木之盛要推颜家沟煦园，煦园是兰州教育家水楚琴先生（梓）的家园。”（许元方《忆兰州》）煦园主人交游极广，常和文人墨客相与往还。水天中在《艺术自述》一文中曾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在我的周围总是有许多画，它们挂在墙上，摆在书架上，画在窗户纸上，卷放在巨大的木箱里。还有一些是画在花园里的厅、堂墙壁上，……这些以写意笔调画出的山林泉石人物与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假山池塘一起，成为我生长环境中的一个部分。”
煦园书房里的藏书极为丰富，除传统国学中的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的中外文学、史学、法学名著。水梓为教育界名流，擅长书法，在水梓交往的朋友当中，当然也不乏以书画闻名的大家，像王震、姚华、余绍宋、张大千、齐白石、于友任等，煦园中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于友任给父亲写了许多字，煦园几处厅堂的匾额就是他的手笔。”齐白石亲自提款“赠楚琴先生”的卷轴画随处可见。此外，煦园的书房里还收藏过一些学界名宿的墨宝，如章太炎、胡适、戴传贤等，据水天中回忆：“章太炎的横幅‘兄弟阋墙，外御其辱’，是他遭禁闭之际，父亲去探望时所书。这个特殊的背景使父亲异常珍重这件墨迹，一直挂在书柜上边。”（水天中《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煦园的艺术收藏确实非常丰富，一些画家如王一亭、姚茫父、许成尧、张菊生、黎丹、范禹琴等人皆是家中常客，其中以张大千、于右任题赠的书画作品最多，清代中晚期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在这种优越的艺术环境熏陶下，水天中也不自觉地爱上了绘画，并常常跟随父亲去观看各种展览，在当时，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陆其清等人的画展都曾给水天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水天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煦园中度过的。在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和融汇中西文化的大家庭里，水天中如饥似渴地、自由地汲取着各种不同的的营养。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水天中开始对文学产生偏好，每年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都名列第一。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的藏书为他提供了宽阔的阅读空间，在一个花木繁盛的大花园里，水梓的书房和孩子们日常起居的“寿山堂”里经常摆放着杂志、报纸和各种不同的书刊、画册，任凭自由翻阅。在他模糊的记忆里，煦园里的文化生活异常热闹：“父亲的‘千龄诗社’、大哥的‘英语教学研究会’、二哥的‘小雅文史学会’、还有我们的周末音乐会……”多有活动。水天中的大哥水天同，是曾经留学哈佛和剑桥的著名学者，学者们经常在家里聚会，读书、讲座、讨论，“那时候的专家好像比现在的专家要平易近人得多，他们请向达讲西域考古，请刘国钧讲图书版本……”（水天中《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
让水天中最早接触油画的人是一位德国籍天主教修女“蔡修母”，她是外籍传教士中最善于画画的人。因她的住处离煦园很近，所以，她与水天中的母亲和煦园的孩子们也多有往来。她经常把画在硬纸板上的瓶花、风景和小孩头像等油画作品展示给水天中看，她让水天中“第一次感受到原作与印刷品之间的明显差异，感受到一个人如何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手来表现不曾注意的色彩”，（水天中《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这位修女传教的功绩不知如何，但她在水天中幼小的心灵里却播下了研究欧洲绘画的种子。1950年，兰州举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画展，水天中一张模仿塞尚画法的油画作品引起了评论家洪毅然先生的注意。此后，水天中利用家中丰厚的藏书和拥有诸多外国画报、杂志、画册的独特优势，如饥似渴地学习油画，并开始模仿塞尚、马蒂斯和布拉克的画大胆涂画。这些因兴趣而萌发的自觉行动，源于父兄对他的影响和支持，这为他日后在中国美术界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史学根基
水天中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51年被幸运保送“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这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里，水天中被培养成为了坚定的新社会的美术工作者。1955年8月，水天中被分配至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正当水天中踌躇满志，准备在工作岗位上展露才华的时候，厄运开始悄悄地降临，作为“反右运动”的斗争对象，在1957年秋末，水天中被发配到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农场劳动改造。花海子农场位于嘉峪关一个偏远的地方，抬头望去，那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到处散布着红柳梢头的沙丘，褐色的土地上布满丛生的白刺、芦苇的枯枝。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看不到一个人的踪影，其荒凉景象可想而知。在戈壁滩上开荒翻地，挖水渠、盖房子，先后在厂部、赤金峡和黑沙窝劳动。（水天中《艺途跋涉》）类似原始方式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地心理磨难，“把这个刚刚迈入社会、活泼开朗的青年改造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了。”（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序》）艰苦的人生磨砺有可能会使人消沉，但有时候也会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水天中的意外收获，是他“在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中发现了荒凉之美”，发现了历史、艺术、人生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艰苦的生活磨砺，没有击垮水天中的意志，在长达20年之久的“继续锻炼”中，水天中先后在平凉艺术学校、平凉师范、平凉二中等学校从事教学活动。他又一次泰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且随遇而安，把苦难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画画，读书是水天中的爱好，也正是在文革期间，水天中利用大家忙于批斗的间隙，发奋苦读，常常一头扎进空无一人的学校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世界史、中国史和西方哲学著作，在知识的海洋里，水天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1978年秋天，水天中从《光明日报》上面得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北京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大院的嘉乐堂里通过复试之后，顺利被研究院录取，并从此得以亲近大师，领略前贤风采，还可以跨学科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贺敬之、冯牧、张庚、王朝闻、朱丹、蔡若虹、启功、李泽厚、葛路、刘纲纪、陈少丰、艾中信、晨鹏……等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恭王府举办过专题讲座。朱丹先生是水天中的指导老师，德高望重，革命资历深厚，“一生不愿做违心之论”、“每见不平，总会仗义执言”（冯牧语），这种开放明朗的学术氛围，良好的道德学风，让水天中“如沐春风”。
广博的的文化素养和特殊的人生经历，在水天中的血脉里转变成了史德、史学、史识、史才，铸成了水天中豁达通变的“历史观”和宁折不屈的文人品格。不言而喻，他把人生磨难变成了激扬文字；他把万卷诗书化为了历史洞见。水天中曾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我很少从某种纯学术、纯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往往会联系到艺术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艺术家的生活道路作综合思考。”（李昌菊《水天中访谈》）在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中，评史的风气很早就见诸民间，“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孔子的春秋笔法更为世人所重，如清代学者钱大昕之言：“《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隠而已矣。”（《潜研堂文集》卷二）水天中极力推重司马迁《史记》中见盛观衰之言论，深受梁启超“新史学 ”思想之影响，又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学说纳入胸中，因之潜移默化，形成了中西融通、自下而上的“新史学”治学思路：其一，重视客观史料，把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其二，描述历史的时候注重人类活态之再现，把历史、艺术与人生密切相接，“据往事以为推而己矣”；其三，以“新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以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接触历史，并“依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重新建构”。
“据实直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珍贵传统，也是水天中治史、撰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自孔子之后，惟司马迁《史记》得会通之义，“成一家之言”。但其中精髓在于尊重客观事实。他认为“源起于刘知己，完成于章学诚的‘史才四长’涵盖了历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品行。”（水天中《历史画与绘画中的历史》）水天中继承了这种品行，他的长篇述评《“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许，一时洛阳纸贵。他在文章中寓褒贬，别善恶，深得太史公之笔法神韵。王镛对其赞赏有加：“在水天中的史识与文笔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追求真实的精神。”（王镛《史识与文笔——水天中的美术评论》）也正因为如此，水天中的美术史学研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信史”，他“在美术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方面，在历史史料的取舍和可信可靠程度上”，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李华瑞《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
“宋代绘画史”是水天中最初的研究方向，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他的学位论文《李公麟和他的时代》“从具体而广阔的史实论证中提出了迥异于旧说的观点”，（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序》）深受学界推重。对于为学之道，水天中深受“今文儒学”思想的影响，期望以新思想重铸“致用”之学。他以敏锐的学术目光，把研究美术的着眼点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承继性”与“断裂性”问题上，对“传统与西学”这两股力量在塑造中国思维与美术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他既看重“学术超旨，本乎心识”的“心识”，又把美术史看成是“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的救世之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清代以来学界“尚空谈而不务实学”的流弊缺乏致用精神，很难为史界开辟新天地。他常以顾炎武治史名言自警：“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既把古人的好东西毁掉了，自己做出来又不如古人的。基于这样的思考，水天中决意由古代美术史转向现代美术史研究，决定以亲历者身份去从事现当代美术史的研究，“想在艺术的长河里增加点新的东西，在古人的基础上能继续往前走。”
潮头逐浪
星转斗移，风云变幻。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美术前进运动的高峰。这是一个新潮的时代——一个由诸多领域、多种方向运动汇集起来的澎湃大潮。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是“新潮美术”的策源地，更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面旗帜。作为所长的水天中理所当然地被推向历史前台，成为美术批评家圈子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对新潮美术、文化上的革新予以充分地理解和支持，并提出“20世纪的美术史，首先要由20世纪美术的亲历者来写”的著名观点。他站立潮头，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和锋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奖掖后学，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不留情面的抨击和指斥。他深邃的思想和锋利的文笔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美术理论家王镛说：“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一种旧式文人或新式知识分子的傲骨”；（王镛《史识与文笔——水天中的美术评论》）台湾学者林惺嶽在《中国油画百年史》中称他为“深具历史透视眼力的批评家”；何怀硕说他的文章“冷静而灼热，包含真挚深情”；郎绍君对他的文章更有中肯的评价：“在理性文章中，他从不丢弃自己的感受与直觉，在文艺性、感受性较强的文章里他又时时透出理论的机锋。”（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序》）
美术理论家的崛起预示了春天的到来，“新潮美术”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中国美术报》的创办和“现代艺术大展”的举行，在这追求“理性精神”的特殊时期，“评论家在青年美术群体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八十年代美术评论的重要建树之一。”（水天中《美术新潮与美术史论》）在“新潮美术”运动中，水天中的“思想、文章、著述、活动、言论，给予了这个思潮和运动以积极推动和重大贡献。”（邓平祥语）《中国美术报》创办于1985年，由当时美术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自发创办，这张报纸对新潮美术起着引领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87年到1990年代初期，水天中以理论家身份与中国“新潮美术”的兴起和终结纠葛在一起。水天中并没有过多介入《美术报》的实际工作，但在《美术报》的办报宗旨上，他却异常冷静和稳健，坚持“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分歧，甚至支持了报纸开放的文化态度”（刘骁纯语），并在外界对《美术报》的责难和批评中承担了全部责任。
1982年以来，水天中相继发表数十余篇具有标志性和开创性的学术论文，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画和油画两大研究领域：他一方面对近现代中国画理论进行发掘和梳理，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画各学派论争的思潮演变；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油画发展历史进行整体考察，“80年代中期，他所作中国早期油画历史的学术报告，成为美术界对早期中国油画关注的开端”（薛梅《历史•艺术与人——水天中和他的学术历程》）。对于1980——1990年代的中国美术学界，水先生确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并且功不可没，他所开辟的新领域吸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应该承认，在新思潮波涛汹涌的变革时期，水天中对1980年代“文化上的革新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理解与支持”，并在新史料挖掘和理论阐释上首开先河，引领了一代风潮。
在《中国画革新论争的回顾》（上、下篇）文章中，水天中站立在“传统与西学冲突”、中国画变革的基点上描绘了20世纪中国画思想变迁的图景，在“叙史”中指向理论，指出新艺术创造者“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片面化和绝对化倾向，并警示：“仅仅采用西洋画的写实技法，并不能解决中国画发展的全部问题，……中国画改革的动机，本来是要让中国传统绘画表现时代精神”。（水天中《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在《“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作用》一文中，水天中从语义学的视角“把中国画的发展与其名称的变化联系起来”，来分析名称后面所隐含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中国画”一词从建构到逐步解构的过程。对于中国画的“边界”问题，他以前瞻性目光，看到了突破中国画边界应该有的“可渗透性”，即“从其它艺术门类、其它画种吸收必要的营养。”（水天中《中国画应该具有自己的边界》）针对50年的中国画论争，水天中从“今文”、“旧学”之冲突入手，把中国画家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革新试验型和服务革命型，并进一步阐明：“是他们促成了‘美术革命’向‘革命美术’的转化。”（水天中《中国画论争50年》）在《进入新世纪的水墨画》一文中，水天中肯定了“水墨画”的存在价值，认为“写实水墨画的功绩在于疏浚了水墨画与现实生活和联系渠道，使水墨画变得丰富和充实。”他甚至断言：“当后世史家清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绘画遗存时，写实水墨画作品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从80年代末期开始，水天中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油画领域，写出了一系列画家评介文章，参与主持了“美术批评家提名展”等有关中国油画的学术活动。先后发表了《中国油画概述》《中国油画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走向现代的中国油画》《20世纪中国油画的四个阶段及其代表性人物》《对当代中国油画的观感和思考》等等的代表性论文，他从历史纵向的脉络详尽地描述了自利玛窦东来以后中国油画界发展变化的路径，以及当代美术思潮发展的方向。针对油画初入中国时的状况，水天中有着清醒的认识，“任何外来事物，只要找到适合它存在的土壤和气候，它才能得到发展。”（水天中《中国油画艺术成长的环境和背景》）特别在《“油画源于中国”说质疑》一文中，作者大胆对康有为的“油画中国说”提出质疑，认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断定好几位宋代画家是‘油画’的作者，虽然毫无根据，但语气的干脆、肯定却煞有介事。”（水天中《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并进一步指出，不能因为“在古书中找到‘油画’两个字，就可以证明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油画”，中国油画“和欧洲的油画艺术是两条并行的发展路线”。其见解震耳发聩，语出惊人，直指康氏的“传统目的论”学说要害，彰显出水天中先生的思想魅力和始终不渝地批判精神。
微言烛照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亦是文化价值的坚定守护者，无论“救世”或者“经世”，都是希望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立场，并通过立言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毋庸置疑，水天中是一位有良知、有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知识分子，他非常重视艺术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在对林文铮、卫天霖、关良、丘堤、周碧初、沙耆等人评价中，都包含自己的真情和深切感悟。1984年，他对以陈丹青、罗中立为代表的“乡土写实绘画”的命名，被认为是文革之后美术批评的开卷之作。邓平祥曾对其在新潮美术运动之中的表现予以肯定：“在坚守自己的艺术目标和学术立场上是毫不含糊，从不苟且，关键的时候他会一改温文尔雅的常态而不计厉害的仗义执言，拍案而起。”他的评论文章往往切中时弊，一针见血。比如他对当代水墨画的批评：“形式规范的极度狭隘和艺术思想的不着边际，是当代水墨画的隐忧。”又如他对林风眠人格美的赞扬：“林风眠是20世纪后期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几个坚持个性，敢于放笔歌哭人生的画家中的一个。”再如他对吴冠中水乡油画题材的关注：“这种超越于题材特征的中国韵味，是画家同时耕耘油彩、水墨两方园圃的收获。”（水天中《思考的回声——吴冠中艺术研究与评论》）
改革开放给予了美术家自由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激发了水天中介入美术批评的愿望。80年代中期，他敏锐地感觉到许多批评家罔顾艺术史背景的这一现象，明确提出“脱离历史背景的艺术评价，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艺术批评的动力是人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关注和兴趣，而不是对某种学说、方法的验证或演练”，这种理性、稳健的态度和思想锋芒一直贯穿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事件的评述之中。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传统文化批判者的一边，在批评的方法论上，他从不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不以任一学派的“理论基础”去观察解释艺术现象，而是不拘成法，别出心裁，以开放的学术心态看待美术批评，对于中国画“放逸笔墨”、“歌哭人生”的理解，他主张把个人情感和人生体验融入艺术创作。尤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水天中在主持批评家年度提名展（油画）时，对王广义、徐冰、蔡国强等人的创作曾给予很高评价，在2003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开放的时代”展览中他坚持邀请方立均、陈少峰等人参展。他十分关注具有思想意涵和形式创造方面的作品，尽力拓展“当代艺术”的视域。
进入21世纪，水天中主持或者参与策划了“上海双年展”、“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世纪之门”现代美术展、“开放的时代”等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并在抱病期间以一己之力，撰写完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一书，书中囊括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中的重要美术人物和美术事件，首开了现代美术编年史研究的先河。他的编纂方法非常独特，作者吸纳传统史学中的“汇通”思想，将历史的碎片整体连接起来，体现了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多重复杂关系。他一方面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另一方面也适当汲取了西方当代新史学的观念，并特别关注“个体的人在历史当中所起到的作用”。邵大箴认为“他把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完全融入到了这本书中，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活性去触动人们的心灵。”洪子诚说：这本书“在关注艺术家及美术创作之外，更加注重美术作为艺术资产的社会条件、生产状况、制度性因素的文化观看”；吴为山认为这本书有着“充满睿智的历史洞见，渗透着理性的光芒。”
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责任常常被人们提及和赞美，其职责是敢尽言责，并对于社会的不公正进行抗议和抵制。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因为其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也把那些文化人称为“每一时代的批评性良知”。2011年4月28日晚，第五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颁奖盛典在故宫举行，水天中荣膺“终身成就奖”，其颁奖理由是“……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术史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学界有着很高的学术声望。”邓平祥不无感慨地说：“水天中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少有的保留了传统诗书传家和伦理教养的知识分子，对西学兼容开放的态度，可谓是打通了古今中西的学人。”水天中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明道正心”的精神，正如宋玉在《橘颂》里所表达的心声：“苏世独立，横而不留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学人小传：
水天中，1935年出生于甘肃兰州，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主要从事美术史研究和美术评论，出版有《20世纪著名美术家踪影》《历史、艺术与人》《穿越四季》《20世纪中国美术史•油画卷》《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中国现代绘画绘画论评》《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水天中卷》《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等著作。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研究生部负责人、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美术史论》（季刊）主编，文化部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
（原文曾发表在2022年2月26日《光敏日报•学人版》第五版，本文多有删改）
（作者：杜少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