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月十六日红军在江西东固开始反击作战，到五月三十日红三军团攻克福建建宁，十五天里，我们从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一连打了五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三万多人，缴获枪支两万余支，敌人苦心策划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了。

我们无线电大队随同总部胜利开进了山清水秀的建宁城，喜讯一阵风似的传向了四面八方。

我们大队的同志和大家一样，尽情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最使我们兴奋的，是在这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三四部电台。

看着那一件件摆在面前的无线电器材，大家的高兴劲就象战士们第一次缴到新式武器一样。

同志们一个个小心抚摸着这些器材，那神情仿佛是在观赏着稀世之宝。

电台啊，我们想啊，盼啊，今天真把你盼来了。

这下，我们终于能够建立红军自已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了。

同志们这种心情，也包含着我们的自豪，因为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们虽然只有一部电台， 却为红军的胜利立过不小的功劳。

说起来，无线电队能够发挥作用，这与毛委员、朱总司令亲自制定的争取从白军过来的技术人员为红军服务的正确方针是分不开的。

王诤同志参加红军后，在总部首长的直接关怀下，觉悟提高很快，不但积极工作，而且发挥了创造性。

王诤

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前，由于我们还没有作报对象，大家都觉得有劲用不上。

王诤同志却向冯文彬政委提出，可否对敌人电台之间的通报进行监听。

冯政委很感兴趣，问道:“收到敌人的通报能不能译出来？”

他表示: “没有敌人的密码，译电比较困难，但我至少可以判定敌人的电台在什么地方。”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部首长的赞同。

从此，他每天都注意收听敌人的电台情况。

我们那部十五瓦特的小收报机，收听范围很小，但是周围敌人之间的联络，却被置于我台的监视之下，这可以说是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

无线电侦察的作用很快显示出来。

在我们集结于东固之后，十几天里敌人一直没有动作。

几万红军迫敌而居，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有人叫做“钻牛角”，这是毛委员相信根据地群众的力量而采取的一个大胆决策，目的就是要等待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打歼灭战。

因此，最紧迫的问题，是要迅速准确地侦察出敌人行动的时间和方向。

五月十三日，侦察员带来了敌王金珏部有出动迹象的消息。

可是，敌人究竟要怎样行动，一时还判断不清。

第二天，总部异常紧张，那些参谋们出出进进，忙着汇拢最新的情报。

这时，富田一带的群众又报告，驻该地的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也在拉夫，可能向我推进。

我们耐心地等了二十多天，敌人终于上门来了，“牛角”钻通了。

但是， 只有准确地掌握敌人的行动，才能拟定完善的作战方案。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无线电队却截获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十五日下午，王诤同志照例在收听敌人的电讯。

直到快下班时，他突然收到了富田公秉藩部的电台与该敌吉安留守处的通报，在密码通报完毕后，漫不经心的敌人又用明码谈起话来，王诤同志惊讶地获悉，富田之敌将于明晨向我进攻，行动的目标正是东固。

他高兴而又紧张地抄收敌人的通话后，立即同冯政委一道，向总部首长报告了这个重要的悄息。

我们截获的这个情报，和地面侦察到的情况印证后， 终于判明:敌人王金珏的四十七师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将分两路向东固进攻。

总部首长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以红三军团及红三军歼灭公秉藩，以红四军、红十二军迎击王金珏。

听说就要消灭公秉藩，我们可乐坏了。

对无线电队来说，公秉藩是个“贵客”。

当时其他敌人，都是十五瓦特的小电台，只有公秉藩有一部大电台。

我们早就搞清楚他那部XN-FIVE型号的电台，是一百瓦特的功率，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同上海党中央、同鄂豫和湘鄂西等红色区域联络了。

可想而知，这部大电台多让人眼谗呀！

五月十六日清晨，我们无线电大队随同总部一起从坳上出发，到达白云山，在半山腰上架起无线电台，准备“欢迎”公秉藩。

白云山真是名不虚传，一个上午，山头都是白云绕。

中午当白云消散，激烈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不一会儿，电台中传来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的求救呼号——<SoS>,王金珏那里的电台也连续发出了<SoS>,听到这种呼号，就说明敌人快完蛋了，胜利的消息首先从我们无线电队传了出去。

一共只用半天时间，两处的战斗都结束了。

敌人公秉藩全师覆没，王金珏师被歼三千余人。

我军首战告捷，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序幕。

我们日思夜想的那一部大电台，真的被完好地缴获了。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都没有见到。

在我们从坳上出发时，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就通知我们，总部决定曾三等几名同志留在后方不动，准备接收公秉藩师部的电台和技术人员， 筹建后方办事处无线电队(后方电台)。

仗一打完，公秉藩师部无线电器材和技术人员就被红三军特务连小心地送往后方。

我们同曾三同志分手后，在中村、建宁等战斗中又缴获到敌人几部电台，一下就阔气得多了。

看着眼前的那些电台，我们多么希望早日和曾三同志联络上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天。我们在建宁收到了曾三同志从兴国发来的电报。

在东固分开时，由于时间仓促，曾三同志和王诤、伍永福等同志只是商定了一些简单的密码， 现在，就凭着这简单的密码，我们从噪杂的太空中收到了曾三同志传来的电报。

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啊！

顿时，我们激动地欢呼起来，那股高兴劲儿，真比得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主力在闽西北转入了开辟新地区的工作，我们无线电大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第二次反“围剿”前夕，总部首长决定第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斑的学员毕业，并把这些同志先后配属到后方办事处、红三军团、红四军等几个电台，无线电大队改称为总队，下属各台称为分队。

同时，又从全军各单位选拔学员， 开办了第二期报务训练班。

李白同志就是这一期的学员。

长征时，李白同志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后又被党派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于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要就是描写他的事迹的。

象李白同志这样对革命忠心耿耿又精通无线电业务的好同志，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通信战士的优秀代表。

李白

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迅速发展，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

愚蠢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短短的时间里，红军就能掌握复杂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也没有发觉他们的无线电联络，早已处在我们严密的监视之下。

敌人的通报，仍然相当麻痹大意，密码也很简单。

每次作战，我们都能缴到敌人的密码本，监听起来，更加方便，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情报，都通过我们无线电台传到总部。

六月三十日，我们电台截获到蒋介石给何应钦亲译的一份急电，得悉蒋介石又在准备第三次“围剿”，并亲自出马担任了前敌总司令，伪军政部长何应钦已由南昌进到抚州，向所属各部转达蒋介石亲自决定的作战部署。

这份重要的情报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当时，我军主力在建宁、黎川、泰宁、宁化一带分散发动群众，准备在七、八两个月完成分田、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的机构等项任务，显然，敌人是要趁我军主力远离赣南之机向我发动进攻。

总部首长看了我们截获敌人的这份情报，毛委员当即指出，敌人将很快向我军进攻，这一点已毫无疑义。

在同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商议后，毛委员立刻草拟电报，指示我们发往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等单位，要部队立即抓紧筹款，一俟敌军进攻， 立刻在宁化、石城一带集中。

准备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 的命令，通过我们这部电台传达到红军各部。

运用无线电通信这个迅速传递的工具，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飞快地完成了。

七月初，我们收到赣南后方台的来电，敌人主力已向赣南进逼。

这时，局势十分明朗了。

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总部首长断定:蒋介石已开始了对我的第三次“围剿”。

于是，我们从闽西绕了一个大圈子，避开敌军，回到了根据地内。

有了无线电台，部队的行动大大加快了。

一些过去对电台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这时，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扬。

然而，随着无线电通信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在建宁城中，我们电台内部，就曾经发生过一场因为充电机而引起的风波。

那时，我们电台都带一部充电机，到个地方停下后，就要发动起来为电瓶充电。

这个家伙不仅笨重，发动起来“突突突”的也响得很厉害，常常招来很多群众围观。

许多红军指战员都没有见过，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见了更是新奇。

有天充电机一响，群众纷纷围过来看热闹，有的同志看见来的人很多， 便去制止群众，向群众发了火。

这个问题，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我记得毛委员还专门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

从那以后，我们就很注意和驻地群众的关系了， 群众来看电台，我们不但不阻拦，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也知道电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

这样，电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

在此之后，我们无线电队内部发生过另一件事情。

那是第二次反“围剿”中在龙冈发生的。

一天晚上，轮到见习报务员李建华随机跟班，值班的是一个在第一次反“围剿”后争取过来的白军报务员。

在值班中，李建华发现这个报务员擅自发报，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时没有政委签字，任何人都不准发报的，可这个报务员不肯说。

李建华同志警惕性很高，第二天早上，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们两人都是支部委员)。

我想，这还得了，谁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冯文彬同志。

冯政委听了也很紧张，立刻让人把这个报务员捉起来，一边让王诤队长去和那个报务员谈话，搞清是怎么回事；一边用电话向王稼祥同志作了汇报。

经王队长调查了解，那个报务员的确和驻吉安的敌人联络过，暴露了我们的驻地，但经过审查，他没有暴露更多秘密。

冯政委又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王稼祥。

经过研究，领导认为我们在龙冈是敌人已经知道的，通报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加上本人认识还好， 对于这样刚刚争取过来的同志，应该以教育为主，就把他放了出来。

这个报务员明白，此事如果发生在白军，早就掉脑袋了，在红军中犯了错却这样宽大，使他更加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我们大家也没有因此歧视他，相反，更注意团结他。

后来，这位同志进步很快，不仅成为一名忠诚的报务人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在战斗中发展起来了。

我们多么盼望早日投入新的战斗，好去迎接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来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