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44年，美国特使到延安演一出“好戏”，毛主席和周恩来识破其阴谋
抗日战争逐渐进入到最后阶段，而蒋介石的一番瞎操作（皖南事变，大溃退，反共摩擦）让民众和外国媒体也终于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无能，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极大努力，也取得很大成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进入美国的视野。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作为美国驻华官员戴维斯和谢伟思就向美国政府提出过很多次：派人到抗日根据地考察。
当然，美国政府一开始根本不理睬他们俩建议，当时一心都扑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直到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失职，而共产党却一次又一次交出亮眼成绩时，美国政府终于想到是否要和红军合作。
因为一开始，国外根本没有人会正视数目极少且战斗力较弱的红军，甚至就连老大哥苏联都只看好国民党，甚至斯大林还曾向蒋介石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一度成为国际上的香饽饽，英、美、苏都争着想与他合作，于是蒋介石决定待价而沽，但皖南事变的发生，让蒋介石瞬间跌入谷底，成为舆论讨伐的重点。
但皖南事变终究还是被蒋介石压下来了，直到三年后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蒋介石的能力真正得到了严重质疑。
1944年初，罗斯福通知蒋介石，打算派一支军事考察团到延安，一来可以搜集到日本在华北、东北的各种情报；二来，为将来在中国作战进行提前研究准备。
蒋介石很清楚，罗斯福的通知不可能阻止得了，但能拖一拖就尽可能找各种理由拖延，争取军事考察团去延安能够有多晚就有多晚，甚至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拖到日本投降，国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到时他自己的话语权就更加稳固了。
于是，对于罗斯福的通知，蒋介石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搪塞。拖了三四个月后，豫湘桂大溃退的爆发，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跑到中国，跟蒋介石直截了当的提出了这个要求，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
一
和蒋介石的百般阻挠不同，毛主席得知美国军事考察团要来延安，非常欢迎且重视，毛主席的理由很简单，能够与美国合作，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1944年6月28日，毛主席给远在重庆的林伯渠和董必武发去电报：
“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可见，毛主席对这次的会见有多么的重视。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特意召开会议讨论美国军事观察团来延安需要准备的各种问题，在会议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
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
可见，哪怕当时的我们处于相对落后的不利条件下，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仍然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将双方尽可能的摆在平等的位置，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行事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当然，态度上的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要确定谁去接待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还作出了由毛主席、朱德、周总理、林彪、叶剑英接待的最终决定。
可见，这次接待的规格有多高，中央对这次的会见有多重视，为什么会对此次美军观察团有如此高的重视度呢？
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给出了答案：
“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请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这是我们共产党第一次亮相国际，在往后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它将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国军事观察团乘坐美国军用飞机来到延安，他们由包瑞德上校带领，迎接他们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中对美军观察组有一段描写，令我印象很深：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虽然对美国有深深的厌恶感，但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为战争的疯子，还是做足了功课的，起码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侦查考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军事素养方面还是有点东西的。
你想啊，他们只是来考察的，只是来搜集情报的，比起在抗日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大军，美军考察团只能算作幕后，甚至他们考察的结果能不能得到重用都还不一定，只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但他们还是按照上级要求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工作。
反观国民党大军，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出现了两次大溃退，实在不可思议，也足以可见蒋介石最后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腐败无能、尔虞我诈的机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建成的。
二
作为东道主，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多次与观察组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谈论。在众多的观察组成员中，最令毛主席感兴趣的莫过于谢伟思，谢伟思不仅出生在中国，而且还长期在中国工作，不恰当的说，他算是半个中国通，最重要的是，谢伟思对中共一直是友好的态度。
所以，毛主席也很喜欢和谢伟思交谈，在1944年8月23日的交谈中，毛主席跟谢伟思说：
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自始至终，蒋介石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所以他在紧张残酷的抗日战争期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挑起反共摩擦，甚至在明知河南遭受饥荒时，全然不顾老百姓的艰难，进行着无休止的征粮和征兵，在日本侵略者进攻河南时，下令让驻守军团退出，将三千万百姓和河南国土拱手相让……
而毛主席想是战争带来的残酷，吸取内战带来的惨痛经验，尽可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在自己无法动摇蒋介石的情况下，毛主席甚至在寻求美国的帮助，希望他们阻止蒋介石推行内战，希望美国引导蒋介石改革自己。
所以，毛主席说“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时，我们内心会自觉想到：毛主席在为人民利益而坚持不懈着。
在另一场谈话时，毛主席问谢伟思：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当然，之所以抛出这个问题，毛主席的目光看得很远，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团将立马撤离延安，而一到那个时候，蒋介石攻打延安便会变得肆无忌惮，延安将会陷入最危险的时刻。
而如果美国能够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那么，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个领事馆对蒋介石仍然会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不过，毛主席也很清楚谢伟思做不了主，他只是希望谢伟思可以帮他传达这个信息，让美国高层考虑考虑。
与毛主席的每一次交谈都令谢伟思印象深刻，作为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也去听了毛主席的演讲，毛主席的演讲对这位上校的影响有多深呢？
在回忆录里包瑞德这样写着：
“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昨天的文章里写了国内外21位记者和官员来到延安，与毛主席见了几次后，感触很大。但他们在延安呆的时间并不长，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其实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但他们给出的感受却大同小异：
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可见，当时的延安是多么令人朝气蓬勃，令人向往的地方，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延安是一方净土，清洗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令他们神清气爽，也令他们心潮澎湃。
三
1944年9月，国共谈判从僵局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为军事上大溃退，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经济上的横征暴敛，苦国民党久已的老百姓纷纷对国民党表达出了愤怒，于是，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为了适应民愤，也为了推进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当时也是国民党正忙着准备召开第三届第三次会议阶段，于是，共产党顺势提出无比响亮的口号：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9月1日，毛主席在主席团会议上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三天后的9月4日，周恩来在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说：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我不禁在想，周总理的这封电报，大致就是今天我们国家在推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雏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创意由来。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因为在特殊时期，这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9月15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做了国共谈判经过的相关报告，会场十分热闹，于是林伯渠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这个口号一提出，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呼应，对国民党造成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了，于是，毛主席借势发力，在林伯渠给王世杰和张治中的回信中，一针见血的从抗战的危急形势出发，结合国内外的具体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指出推行民主的眼前好处和深远意义。
但是，左等右等还是没能收到王世杰、张治中的回信，更没有得到任何国民党的积极反馈。
不过，国民党的冷处理，看似是占了上风，其实却让一直在为抗战坚持奋斗的共产党极大的提高了声望，这场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没有硝烟的斗争结果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四
为了稳住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有利地位，美国十分关心中国的内政，因为我们国内一旦发生内战，就将没有更多的兵力去钳制住日本军队，而日本军队没能被中国牵制住，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
而且，当时美国已经靠着跳岛战术的反攻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接下来打算攻占菲律宾，继而逐步向日本本土逼近。战争的胜利近在眼前，美国政府甚至已经在考虑战后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
所以，前文中派考察团来延安，其实是在做一系列的控制中国的各项准备。
当然，在美国政府眼中“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的最佳人选，必须是蒋介石。
因为当时的蒋介石不仅掌握着至少两百万的国民党大军，还最接近资本主义，更是喜欢听从美国的教唆，因为蒋介石急需借助美国消灭这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我们的红军），再者，美国将军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积累起来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这样的局面也该是时候处理处理了。
于是，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赫尔利少将担任总统特使来到了中国。赫尔利来中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支持蒋介石，防止国民政府崩溃，调和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而这一切的终极目标就是：统一中国军队，以便更好的服务美国。
当时，董必武和林伯渠作为中共中央的谈判代表在重庆，赫尔利便有了和他们俩交谈的机会，而赫尔利也将“能说会道”的本事发挥到极致。
于是，见到董必武和林伯渠便开始了他的画大饼模式：我是罗斯福总统特意派来中国的，我来这里就是来帮助大家团结一致抗击日本的，而且我会做到一视同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会一碗水端平，绝不偏袒……
身处那样的一个战乱的年代，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说话又这么的蜜里调油，而且，我们的抗日宗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
所以，说实话，赫尔利的这些话，结合时代背景，听了很容易上头，也很容易相信他是一个比较靠谱的美国军官。
而且，赫尔利还说，如果有机会，有契机，自己非常愿意去访问延安。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对待那21位记者官员都十分用心，对待那群美国军事考察团也是十分的重视，自然对待赫尔利要来延安的态度，自然也就非常重视了。
五
1944年11月6日，也就是赫尔利要来延安的前面一天，毛主席还特意召开了主席团会议，专门来研究赫尔利来延安这件事。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
“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
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会议上大家一致主张：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所乘坐的飞机在延安缓缓落地，舷梯上，身穿军装，胸前挂满各种勋章的赫尔利骄傲自得的缓缓走下来，周恩来见状，立马请毛主席过来，此次，和赫尔利一同回来的还有林伯渠。
第二天早晨，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会谈，这次会谈不仅有赫尔利，还有上文中提到的美军考察团组长包瑞德、包瑞德的翻译员、包瑞德的秘书。当然，这次与其说是会谈，倒不如说是赫尔利的个人演讲大会，因为赫尔利一直在不停的说，根本不给其他人讲话的机会。
会谈一开始， 赫尔利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骄傲无比的说：
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
厉害吧，又是罗斯福的委托，又是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一个美国人跑来中国干涉中国自己的分内事物，还自豪上天了简直，就差把不要脸的无耻直接甩出了。但没办法，此时的我们国家面对着日本的侵略，且被侵略的国土面积不断被践踏和扩张，而美国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区区一个特使都敢在毛主席面前耀武扬威。
可是没办法，弱国无外交，落后的结果就是挨打和受气，这是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秀完自己的优越感，赫尔利接着又说出了连自己都没办法相信的鬼话：“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
不仅如此，他还恬不知耻的夸夸自谈道：
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大概是知道以上的鬼话没人会真的相信，于是赫尔利又宣读了自己起草的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写得天花乱坠，完全按照赫尔利自己的一厢情愿制定规则，全然不顾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复杂的大背景。
这份赫尔利自己创造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比较长，我会放在文章的后面，方便做对比。
总之，这份内容赫尔利写得过于天真，在他饱含深情的读完自己的杰作后，一直在耐心倾听的毛主席缓缓提出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
赫尔利以为毛主席只会在台下拍手叫好，毕竟他自认为他读得热情饱满，而且内容对红军和新四军也有极大的好处，没理由再提出任何问题呀？
只可惜，赫尔利不清楚毛主席看得比他远，看得比他清，想得比他透，所以就那么轻描淡写的一个提问，就将赫尔利打得措手不及。
赫尔利整个人懵掉了，他完全不清楚毛主席说这句话是几个意思，于是，给出了十分机械的回答道：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
你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意见，妄想跑来指挥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会同意这样的意见才怪，就连蒋介石都不可能答应，不然也不会和史迪威闹得那么僵。
于是，在延安呆得比较久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知道，他大声朗诵的那份内容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
这下，赫尔利终于有点眉目了，于是又挺起腰板自豪的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后来，包瑞德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有些遗憾的说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试想一下，赫尔利和蒋介石相处了多久？毛主席又和蒋介石交手了多久？作为一个善于研究和调查，善于总结经验的军事顶级人物来说，他又何尝不是把对手了解得一清二楚呢？或许作为美国人的赫尔利不清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但作为和蒋介石交手多年的毛主席，对蒋介石的了解怎么可能是一个赫尔利可以比拟的呢？
上午都在看赫尔利的独角戏，下午进行的第二次会谈，主要的发言人转变为了毛主席。
首先，毛主席向赫尔利表示了欢迎。接着，毛主席便语重心长的说：
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含蓄，纵使赫尔利自以为是的认为可以大包大揽的搞定国共关系，可复杂的现实总会给他致命一击，换句话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你一个美国人，头脑发热写点东西就可以搞得定的，要么是高估了你自己的实力，要么就是低估了中国自身的复杂性。
但对赫尔利的回击，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仅仅达到点到为止就收手了，毕竟，当时需要拉拢美国，继而达到牵制蒋介石的目的。
接着，毛主席话锋一转，继续道：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
纵使说得很清楚了，但或许是担心赫尔利不太理解得了，于是直接明了的告诉赫尔利：可惜的是，蒋介石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改革，还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简简单单的一段话，就将蒋介石心中的小算盘剖析得清清楚楚，而且最后一句话直接被历史证明，毛主席此时的预言，完全被应验了。
如果说毛主席上面的话说得都还只是含蓄的话，下面的话，毛主席简直可以说是在为民请命，说出了当时多少国人的心声：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些话不知道被赫尔利听进去了多少，但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说的这些话，正是蒋介石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忙着解决自身问题，而一味盲目的只想着解决别人，这是一种病，赶紧医治可能还有生机，否则必定病入膏肓。
会谈的最后，毛主席坚决表示：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当然，在这次会谈上，毛主席也从原则出发，对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向和增补意见。经过毛主席的修改，与原先赫尔利的协定草案相比，变得合情合理，张弛有度，而且还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
于是，赫尔利对着毛主席修改后的意见各种猛夸，最后还不忘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号下午，又开始了第三次会谈，但这次只有毛主席和赫尔利，赫尔利对着修改后的协定草案，真诚的说道：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
见过太多大风大浪的毛主席冷静的向赫尔利提议道：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
爱打包票的赫尔利见毛主席说得如此冷静且真诚，又激起了内心的小猛兽，于是跟毛主席说道：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
今天的我们看到美国的所作所为后，对赫尔利所说的“美国国格”会嗤之以鼻，继而发出银铃般的嘲笑声，毕竟，历史用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美国国格根本一文不值。
但知识渊博又极有修养的毛主席听到赫尔利的话，没有进行反驳，而是十分客气的说：
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毛主席的话说得漂亮又滴水不漏，既帮赫尔利留下了最后的体面，也为自己递出了一张善于合作，也乐于合作的名片。
面对赫尔利的夸夸其谈，毛主席并没有立刻戳破他的虚伪，而是用高情商和大格局一步步化解，既没有让赫尔利为难，也不会让中共中央陷入蒋介石的圈套。说毛主席是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祖师爷，也完全可以呀。
赫尔利问毛主席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主席坚定的说，可以。
赫尔利像个小学生一样又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
毛主席说，今天先把文件准备好，明天再签字。就是不知道蒋先生愿意签字否？
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
毛主席果然雷厉风行，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了和赫尔利会谈的具体情况，毛主席高兴的说：
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
1944年11月10日上午，毛主席和赫尔利又进行了会谈，但这是最后一次会谈了。毛主席跟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之所以让周恩来和赫尔利一同前往重庆，与其说是对赫尔利的不信任，倒不如说是对蒋介石的为人太过了解，对周恩来的能力太过清楚。
这一次，赫尔利也很识趣，又或者说他也逐渐意识到蒋介石未必真的会如自己的心愿行事，于是也坦诚道：“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你看，马上要离开延安了，忽然发现赫尔利说大话，打包票的本领似乎在逐渐退减，只说一些客观正确却没什么用的客套废话了。
对于周恩来的出行达成一致意见后，毛主席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下了字，而且，还特意给蒋介石留下了签字的空白处。
为了确保这份协定的万无一失，赫尔利建议毛主席给罗斯福写一封信，赫尔利想利用罗斯福压蒋介石，这对于毛主席来说，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毛主席就在赫尔利提议的当天就写好信，交给了赫尔利，希望赫尔利将其转交给罗斯福。信中有一句话写的铿锵有力，令人动容：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
也就是在这天下午，赫尔利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同行的有周恩来和包瑞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重头戏还在后头！
六
尽管大家都尽了各自的努力，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顺利，正如毛主席预想的那样，蒋介石并不会接受大家辛辛苦苦经过四次会谈签订的协议，否则，他也就不叫蒋介石了，抗日战争也不会经历这么久了。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这个协定草案，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与这个草案完全相反的草案，
此时，我们可以把四版草案进行对比，方便看出其中的差异。第一版是罗斯福派赫尔利来重庆的目的（下文以“目的版”简称），第二版是赫尔利自己起草的（下文以“自创版”简称），第三个版本是毛主席和赫尔利一同修订的（下文以“修订版”简称），第四个版本是蒋介石提出的（下文以“蒋介石版”简称）。
第一条：
目的版：防止国民政府崩溃；
自创版：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修订版：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蒋介石版：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第二条：
目的版：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
自创版：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修订版：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版：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第三条：
目的版：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
自创版：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修订版：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蒋介石版：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第四条：
目的版：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
自创版：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修订版：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蒋介石版对于联合国的战争物资分配绝口不提。
第五条：
目的版：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自创版：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修订版：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版，对此又是绝口不提。
将这四个版本进行对比后不难看出，蒋介石始终遵循的“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荒谬原则，一心想的是吞并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说是想将共产党的军队改编成自己的，不仅如此，对于联合国提供的战争物资，谁都别想从蒋介石这里分走一分一毫，所以他对此始终保持绝口不提的态度。
很显然，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完全只符合国民党的利益，毛主席又怎么会答应呢？这些，其实都很容易料到，最令人无法预料的赫尔利的“变脸术”，堪称一绝。
在延安的时候，赫尔利口口声声说，毛主席和他修订过的草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会竭尽所能让蒋介石同意，但是回到重庆，当蒋介石甩出完全不同的提议草案时，赫尔利身为人类却贡献出了顶级的墙头草般的演技。
1944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让赫尔利担任驻华大使，从总统特使到驻华大使，这职务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上升速度令人始料未及。
也就是这一天，赫尔利的谈判立场发生了360度大转变，用包瑞德的话说就是：“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
看到蒋介石提出与在延安修订的草案完全相反的提议后，赫尔利不仅没有任何的反驳，反而还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这一边，升职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4年11月21日，赫尔利将蒋介石提出的”反建议“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后不知道有多生气，这个口口声声说要拿美国国格做担保的美国印第安人，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招式居然玩得如此炉火纯青，不禁令周总理深感厌恶。于是，周恩来拿着这份反建议向赫尔利一针见血的质问道：“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赫尔利居然只是轻飘飘的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一天，周恩来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将与赫尔利会见的情形向毛主席告知，或许是早已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又或许是毛主席早已看透一切，给周总理回复的电报只有短短的16字：“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由于赫尔利的背信弃义，本想按照修订草案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再无继续谈判的必要，因为蒋介石提出的反建议，根本就让谈判无法进行。于是，1944年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也一同回到了延安。
这天回到延安后，根本来不及休息，周恩来就在毛主席主持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将与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情况做了报告，会议最终决定，国共谈判最终无法求得基本共同点。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会见了包瑞德，摆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
赫尔利的背信弃义和蒋介石的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毛主席，毛主席说：
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毛主席这个比方打得太恰当了，蒋介石和赫尔利联手抛出充满诱惑的橄榄枝，殊不知周恩来和毛主席早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橄榄枝看上去华丽，但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处处充满陷阱。一只脚跨进大门又如何，双手被反绑着的代价，还不如保持着大门外那一开始就拥有的自由，无拘无束。
紧接着，毛主席铿锵有力的说道：
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别说现在的中共中央已经逐渐强大到不容忽视，就是放在以前，红军还相对薄弱，数量较少时，蒋介石发动了五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的“围剿”，都没能够让中共中央放弃自己的立场，如今红军早已壮大，中共中央哪怕在国际上都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蒋介石就更加不是对手了。
但很显然，蒋介石仍然沉醉在他的如意算盘之中，不愿醒来。而中共中央也让蒋介石在接下来的历史舞台上，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沉重的代价。
1944年12月12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给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去电报：
“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王若飞按照上级指示，将电报的意思向包瑞德和戴维斯进行了转达。
事情发展到这一刻，很显然，联合政府的建立基本是无法实现了。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让毛主席召开一场由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地点定在延安。
真的，不得不说美国人是有厚颜无耻这种天赋的，提出要和中共中央签订协议建立联合政府的是赫尔利，背信弃义的也是他赫尔利，看到真的把别人惹毛了，又想端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假惺惺的作出讨好，明明是自己掀翻了整座大楼，罪魁祸首却跑过来怪你怎么不顺着台阶往下走呢？
在今天这个社会现实中，赫尔利这样的小人，早就被甩好几个巴掌了。
但是，那是在1945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今天这么强大。
毛主席忍着怒火，在四天后的1月11日，提笔回信，对赫尔利的提议进行了婉拒，言简意赅的回复“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并且极其克制的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纵使已经到了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刻，我们的领导人们仍然没有将谈判的大门关闭，还是在做建立联合政府而尽最后的努力。
1月20日，赫尔利又给毛主席发电报，电报中说，他（没有任何信用可言的赫尔利）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非常重要的一些让步，提议再让周恩来到重庆进行谈判。
思考了两天后，毛主席在1月22日给赫尔利回复：周恩来赴重庆谈判，24日飞机到达重庆。
出发前，毛主席叮嘱周恩来接下来谈判的三条方针：
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
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
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令人动容的是第三条，原来我们的组织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为了革命辛苦付出的同志，只要一有时机，便会竭尽所能为他们争取自由。
第三条中还与一条重要信息，蒋介石一直在派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是在1945年1月份，抗日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而蒋介石却将枪口对准中国同胞，实在令人心寒。自始至终，蒋介石在乎的只是权力和统治地位，全然不顾同胞被日军蹂躏，国土被日军侵占。
还好最后胜利的是毛主席，否则我们如今不知道生活在多么黑暗的环境下，中国出了毛主席，实属幸运至极。
七
周恩来来到重庆谈判，赫尔利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们就马不停蹄的提出两个办法：
（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
（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
这种提议都讲得出来，可见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的无耻程度根本没有下限，这和上文中蒋介石提出的反建议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换了个汤，继续放进带有剧毒的药，仅此而已。
这种糖衣炮弹的谈判方式，周恩来又怎么可能会答应呢？于是，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立刻直接拒绝。
1月28日，毛主席回复周恩来：
“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作为美国特使的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想要在周恩来和毛主席面前上演一出又一出的“好戏”，还想让中共中央不知不觉，实在是异想天开。他们的鬼把戏在身经百战的毛主席和周恩来面前，简直小儿科。
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蓄谋已久，蒋介石居然在元旦广播里大言不惭道：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
日军还在侵略我国，蒋介石却想的是如何召开国民大会，稳固地位，这种自私自利的本质，实在令人心寒。
与蒋介石的想法完全相反，毛主席主张：
“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敌人还在国土上肆虐我们的同胞，蒋介石却想的是怎么赶紧把自己的位置坐牢固，而且，因为战乱，老百姓生活得苦不堪言，而进行国民大选，势必又是一笔数目惊人的投入，这笔无用的投入还不如给老百姓改善生活，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一点点同理心，他要的只有奢靡和大权。
毛主席在2月5日的电报中又一次作出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或许还是带着一丝丝的希望，2月2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可蒋介石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摆明的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更是说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话：“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蒋介石讲出如此无耻的话，想必在场的赫尔利有所思索吧，甚至会质疑与这样的人为伍是否合适之类的思考吧？
但是，赫尔利的一篇报告里将赫尔利的立场暴露无遗：“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
真的，看到这里已经不能再正视赫尔利了，他跟蒋介石早已成为了一丘之貉，当然，似乎狼狈为奸这个成语也很适合。
纵使周恩来的外交才能有多么的出色，面对豺狼虎豹，文质彬彬的周总理还是只能无可奈何，所以，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5年2月16日，周恩来回到了延安。
因为有赫尔利撑腰，蒋介石的腰板挺得更硬了。于是，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3月1日，在重庆公然发表演讲：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不得不说，蒋介石还是非常有自娱自乐的本事的，纵使全国人民反对又怎样，照例进行“国民大会”，暗箱操作这套，蒋介石玩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而且，换个角度想，蒋介石根本不希望搞什么全民大会，他要的只是“好看的选票结果”，至于是不是全民，根本不重要。况且，倘若真的进行公开公正的全民大会投票选举，蒋介石根本当选不了他想要的位置。因为在皖南事变和大溃退中，他早已败光了所谓的“路人缘”。
当然，对于蒋介石的监守自盗，毛主席果真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
1945年3月13日和4月1日，毛主席两次会见谢伟思，向谢伟思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
当然，仅仅将蒋介石现存的问题指出来，并不是毛主席的用意，毕竟对于蒋介石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过无数遍，但蒋介石一直充耳不闻，所以毛主席会见谢伟思的真正用意是，想要让谢伟思向美国政府传达：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有句话说“上天要使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以赫尔利为首的美国代表们对华政策，不仅没有因为毛主席的一再劝诫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且一路狂飙。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甚至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不知道是蒋介石给他灌的迷魂汤被赫尔利喝得太多，还是赫尔利本身就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他还“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对此，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评价道：“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当然，纵使蒋介石如何疯狂，赫尔利为首的美国政府有多么的丧心病狂，群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虽然国共谈判失败，没能如愿建立联合政府，但是，被迫经受了太多国民党的残暴后，以及见过了皖南事变和大溃退后，老百姓对蒋介石的包容度已经逐渐归零。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有这么一段话，令人心潮澎湃：
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最后的精华：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1944年，美国特使到延安演一出“好戏”，毛主席和周恩来识破其阴谋》，或许读下来可能有点懵，美国特使究竟演了什么样的一出“好戏”，毛主席和周恩来又是如何识破其阴谋的？
这里我想做一下回答，这个美国特使叫赫尔利，起初是罗斯福派去重庆的，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来升职成为了大使。
结合历史背景会发现，赫尔利去延安其实只是为了打探军情，或者说去看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应不应该对其加以重视。
所以，赫尔利来到延安后，时而骄傲自豪，时而又对毛主席各种夸赞，表现出一副对延安的中共中央深感佩服的样子，继而又是签订协定草案，又是各种打包票，甚至还拿出毫无可信度的美国国格做担保……
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但这背后充满了阴险奸诈。
他在延安做的保证有多么的真诚可信，回到重庆后打脸的速度就有多快。所以我在标题里说，美国特使在延安演了一出“好戏”。赫尔利自始至终就没有信任过延安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在延安表现出如此令人信服的一面，可能仅仅只是用讨好换取“保命”。
赫尔利信奉“我的地盘听我的”的道理，所以为了工作需要，或者为了填补好奇心，亦或是为了一时兴起来到延安，来了之后为了尽快脱身所以想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好戏”，或者说“招式”，目的只是想要让站在中共中央地盘上的自己能够安全回到重庆。
而对于赫尔利的鬼把戏，身经百战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又怎么会看不清呢？在赫尔利念完“自创版”后，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直接就把赫尔利搞懵，所以他可能在这一刻就已经计划好接下来的三次会谈中要表演的内容。
还有周恩来，明知道和国民党谈判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赫尔利一直在厚颜无耻的邀请，加上当时的抗日战争大背景也需要国共合作，所以周恩来一次又一次离开延安前往重庆谈判。
但是，只要国民党和赫尔利抛出违背中共中央的提议，身在国民党地盘的周恩来可不像赫尔利一样阿谀奉承，而是义正言辞的拒绝，坚决捍卫我方的权益。
所以，我看完这段历史后，第一个想到就是，赫尔利来延安演了一出“好戏”，毛主席和周恩来看破不说破，尽可能的陪他演完了整场。但是，他们想要吞并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就是因为毛主席和周恩来一眼就识破了他们伎俩。
所以说，美国特使的这出背信弃义的好戏，终究还是被毛主席和周恩来一眼识破，挽回了大局。
参考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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