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亲政以后，在朝廷中大肆任用新党官员，开始恢复新法和继续改革的操作。赵煦执政的核心大臣是章惇，他作为新党领袖出任朝廷宰相，而且是独相的位置，可谓是大权在握。章惇驱逐了大量的旧党官员，废除元祐更化中恢复的旧法，重新推行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掀起了新一轮的新旧党争。这次党争中旧党完败，遭到惨重的打击，民间各种抨击章惇的言论甚嚣尘上。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有种说法非常蹊跷。这种说法叫做“蔡卞心、章惇口”，意思是凡事章惇贬谪驱逐旧党的操作，都是蔡卞幕后授意的。

于是乎蔡卞也被卷入到了旧党抨击的名单中，各种舆论上的黑材料层出不穷。熟悉宋朝历史的历史爱好者们发现，这种说法是很不合常理的。蔡卞虽然是当时新党的要员之一，也是受到宋哲宗赵煦器重的朝廷重臣，但地位是没法与章惇相提并论的。章惇是新党领袖，独一无二的正职宰相，是赵煦恢复新法继续改革的第一号大将。他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加入了改革派，在元丰改制后成为新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当时的宰相蔡确。在此期间章惇受到王安石、蔡确等多位新党领袖的赞誉，在新党官员中声望极高。

而蔡卞就远远不比不了章惇了，他的资历比章惇浅得多，虽然才华横溢，但能拿得出手的身份就是王安石的女婿。从熙宁年间开始，章惇在新旧党争中几起几落，政治斗争经验无比丰富，这都不是蔡卞能够比拟的。从官职权力上看，蔡卞是尚书左丞，也就是副宰相的职务，工作上还得由章惇这个正职宰相安排。因此无论从资历，还是从能力，或者从官职上分析，蔡卞都不可能在当时指挥章惇进行贬谪和驱逐旧党官员的斗争。可让人意外的是，这种“蔡卞心、章惇口”的说法却流传甚广，在史书上反复出现，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情理的政治言论呢？综合史书上各方面材料分析，原因还得从当时蔡卞特殊的政治地位说起。蔡卞才华横溢，和哥哥蔡京同时在朝为官，兄弟俩分别出任起居舍人和中书舍人，为宋神宗起草圣旨，在朝廷中传为佳话。他的才华被宰相王安石看重，并且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这让他在新党中有了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安石的独子王雱英年早逝，所以蔡卞成为了王安石经义学的唯一继承人，也就成新党未来领袖的储备。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将蔡卞召回朝廷，出任尚书左丞，对其非常的信任。

蔡卞进入朝廷中枢后不仅仅有了尚书左丞这个副宰相的身份，而且在章惇的推荐下承担了监修国史的职务。监修国史也是非常特殊的身份，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曾是正职宰相的代名词之一。在元丰改制之前，宋朝采用的是虚官制，官位和职务并不对应。很多人知道当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表宰相，但这并不是官位，而是职务。正职宰相的官位有三个，分别为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分别被称为昭文相、集贤相和史馆相。元丰改制后采用实官制，大学士成为虚衔，尚书左右仆射成为宰相的官职。

从权力和地位上对应，元丰改制后的尚书左右仆射，对应的就是改制前的昭文相和集贤相。而史馆相的职位则被下调到了副宰相身上，于是能够监修国史的副宰相是事实上的第一副宰相，地位在不监修国史的尚书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之上。从这角度看，当时无论是皇帝赵煦，还是宰相章惇，都是非常器重蔡卞的。章惇推荐蔡卞监修国史，不只是给予其第一副宰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在史学界要做一个大文章，这个文章是冲着司马光去的。众所周知，司马光是宋朝有名的史学家，史学界地位还在欧阳修和薛居正之上。

古人在学术活动中非常重视史学，从经史子集的排位上看，自宋朝后史学仅次于经学排名第二。新旧党争在学术上的斗争，本质上就是经学与史学的斗争。王安石是宋朝数一数二的经学大家，他改革科举方式用经学取士，以《三经新义》为科举教材，使经学成为了新党官员的根据地。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发布后受到旧党的推崇，于是史学也就成了旧党官员的基本盘。在学术上新旧党斗争的最大体现，就是在科举内容中采用新经学，还是恢复到旧史学。为此两党要员斗争频繁，而章惇让蔡卞监修国史也是为了这个。

实际上在元祐更化时期司马光就有改变经学作为新党根据地的情况，所以推荐了儒学大家程颢给宋哲宗赵煦当老师，意图以程氏理学来替代新党推行的《三经新义》。章惇恢复新法后也是仿照司马光，让蔡卞监修国史，就是为了夺取旧党在史学界的话语权。在元祐更化时期，史学家完全由旧党把持，对于宋神宗变法发时期的历史胡乱篡改，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于是王安石等改革派领袖被泼上很多脏水，这让新党官员很不服。让蔡卞监修国史，就是重写这段历史，给王安石等人正名，也是压制旧党在史学界的言论。

从根本目的上看，两党在学术领域的斗争并不在于学术本身，而是在于科举制度上的话语权。科举代表着一个政治派系的未来，所以对于这个话语权的争夺非常重要。章惇贬谪驱逐旧党官员，旧党把脏水泼到蔡卞身上，实际上就是想要以污蔑的方式剥夺蔡卞监修国史的地位，以此来防止新党在科举话语权上的不断扩大。而蔡卞又是王安石在经学方面的继承人，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以经学为主的新法科举制度而去的。旧党在舆论中说“蔡卞心、章惇口”，实际上也有挑拨皇帝和新党关系的成分，但并没收到应有的效果。

由此事上可以看出，尽管大量旧党官员被贬谪驱逐出了朝廷，但旧党在社会舆论上依然非常强大。这事旧党在宋朝社会中，尤其是在士大夫群体中的结构组成决定了。新党的官员多是宋朝士大夫群体的中下层，他们本身个体力量弱，在旧法潜规则时代受到排挤打压，所以在社会上也缺少话语权。而旧党不同，旧党都是各大家族出身的宦官子弟，家里数代为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不是打地主，就是将门世家，所以社会话语权极重。所以旧党官员即便在朝廷中失势，也能通过家族势力和亲朋故交间接向朝廷施加影响力。

以“蔡卞心、章惇口”的说法为例，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苏轼对章惇的抱怨。章惇和苏轼私交极好，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同年参加科举，又同做进士。在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苏轼对于王安石提出以经学取士的制度是强烈反对的。苏轼不是以经学见长，而是以诗文辞赋最佳。在熙宁变法前，科举取士是综合考试，不只考经学，还考诗词歌赋。当时诗词歌赋在总分中占比不小，所以苏轼在经学上胡说八道一番后，在总分上依然能够取得好成绩。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一个“想当然”的典故，就是苏轼在经学考试中胡编乱造的故事。

当时苏轼对王安石的经学取士改革非常不满，于是写信给章惇抱怨，也有劝阻的意思。章惇出于对朋友的友好，并没直接拒绝，而是模棱两可的安慰了苏轼。于是苏轼就误会了，以为章惇也是反对经学取士的。章惇当了宰相后，并没有按照他和苏轼通信中的说法改变经学取士的制度，而是用蔡卞监修国史，强化了经学取士在科举中的重要地位。章惇甚至提出要废除进士学习诗词歌赋，让进士坚持研究学习经学。苏轼当时已经被发配流放，对此非常不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抱怨，说章惇被蔡卞挟持，才坚持经学不变。

苏轼这话很快在旧党的士大夫群体中传播开来，又被有心人利用起来加油添醋，于是成了“蔡卞心、章惇口”的说法。这个说法在舆论中越传越夸张，最后变成了蔡卞指使章惇谋划了贬谪和驱逐旧党的故事。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没法成立，以蔡卞的政治地位和能力怎么可能驱使得了章惇。况且上面还有个皇帝赵煦，难道赵煦是摆设，他也能随便被蔡卞驱使？旧党官员不过是借机泼脏水，挑拨新党朝廷上层的关系，只要能让蔡卞和章惇之一触怒赵煦，甚至被贬出朝廷，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可惜赵煦并不吃他们那套，对章惇和蔡卞信任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