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何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西汉末年，著名经学家刘歆在汉朝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部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史书，好研究古书的刘歆对这部书来了兴趣，书中记载的是史学家左丘明对《春秋》的阐述和解释，这部名为《左传》的书，让刘歆如获至宝。刘歆不光自己喜欢，还把《左传》推荐给了家人，刘歆的父亲刘向也是古经文的大家，还是中国目录学的鼻祖。他见到这本书后，也是喜欢至极，这本书在刘歆父亲及其学生、友人中广泛传播。刘歆努力想让朝廷将《左传》立于学官，设博士，汉哀帝任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左传》等一批古书的义理。诸博士既不同意为《左传》等建立学官，又不肯讨论研究此事，这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刘歆还写了一封《移书让太常博士书》，表达自己的愤慨，其中一句“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还创造了“抱残守缺”这个成语。刘歆也因此得罪了这些博士，面对着他们的攻击，刘歆只能自贬到地方做个小官。

这部用战国六国文字写成的史书，汉代人已经不太能读懂了，比起其他解析《春秋》更为著名的《公羊传》《谷梁传》相比，《左传》史实更多，文字更多，是三传里文字最多的。《左传》在西汉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经过刘歆父子的努力，东汉之后开始逐渐被重视。大儒郑众、贾逵都为《左传》做过注，曹魏时期的太傅钟繇，更是推崇《左传》，称其为“大官厨”，称之为皇家御厨，而《公羊传》是“卖饼家”，也就是摊贩小吃。可见在三国时期，《左传》的地位直线上升，开始被人们推崇认可。

在《左传》的影响下，七岁便能背下整本《左传》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按照编年体的记载方式编写出了《资治通鉴》。《左传》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晋为终止，而《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写起，这也是对《左传》的一种致敬。

无论是刘歆还是司马光，《左传》对他们而言不只是延续了《春秋》的记载，让人们多知道了28年的历史，而是《左传》尽量撇开了道德与说教的影响，更为注重历史的记载，能够解读出更多的历史内容和现实隐喻。这无疑丰富了人们对春秋时期的了解。

今人读《左传》不必像古人般，需要背诵全书来理解，而是剥去先秦时期语言理解的迷雾，直接了解其历史内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以《左传》的记事为基础，偶尔也参考其他文献如《国语》《史记》、诸子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写成《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这本给零基础读者们的《左传》普及本。书中以十章、二十讲把《左传》265年的历史讲清讲细，以春秋时代争霸为主线，讲解整部《左传》记载的二百四十多年间各诸侯国的重大史事。

《左传》里记载的史事头绪纷繁、内容离散，一般读者不便把握前后的因果联系，书中在完全忠实于《左传》原书原文的情况下，将相关史事的零碎记载抽绎出来，按照时间先后重组综合，用浅显的文字加以阐释和重述，不仅使历史的完整得到凸显，而且还试图揭示史实彼此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书中基本遵循了历代先贤对《左传》的解读基础和整个逻辑顺序，将列国纷争的春秋与历史人物的故事相结合。书中看似用二十讲囊括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如果拎出霸主与君子这个关键词，把相关的人和事串起来，这就有了整体的叙事逻辑。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的故事成为书中讲述《左传》的主线。作者并没有拘泥于通常的以春秋五霸作为讲解主角的限制，而是从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八个人入手，讲述这八个人代表的八个国家，并且在内容上覆盖周围的小国。

从郑庄公开始到越王勾践，这些人物血缘关系由近到远，先是姬姓同族相争，那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大姓诸侯也在蠢蠢欲动，纷纷登上舞台。后来远离中原地区，被认为是野蛮人的吴国、越国成为天下争霸焦点，曾经为了对抗“南蛮”楚国而形成的霸主政治，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争夺下，如同春秋史一样，逐渐偏离本意向更为残酷的战国走去。

面对这么多的人物和太多有关违背周礼的故事，何晋写书相当克制，并没有站在后来者的角度上，对历史事件大肆评价。就如他在后记所写：“本书效法先贤‘述而不作’，多依文献阐述事实，少凭己意抒发意见，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便捷的历史读本。

这本书的小设计不少，每一章前都有当事人物所在国家的大事记年表和国君谱系，能让读者在阅读前就对这个国家有个大致的了解。内容部分每一页左侧是《左传》选文，方便读者对照原文，右侧则是用现代语言书写的作者解释和内容补充，全方位地对编年体内容解读。正文的页脚位置，还标有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谥号。不管是《左传》还是《春秋》都是鲁国一国的史书，其中历史事件的时间坐标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在位时间为坐标。页脚处的谥号排序，用箭头和圆点表示出，正文发生的事件在哪个鲁国君主的在位期间，这些类似工具书的设计，让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不只停留在文字上，而是为读者的理解，提供更多的视觉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