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27日，正当井冈山人民隆重欢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的时候，一辆普普通通的小汽车，开进了井冈山的一个山村，汽车在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前后长满花果的新屋门前停下，走下一位白发老人。

顿时：

“妈妈回来了！”

“奶奶回来了！”

“老奶奶回来了！”

“老大姐回来了！”

山村沸腾了，人们欢声笑语，亲切问候，把她团团围住。

她，就是当年井冈山的南国芙蓉女曾志。

曾志

60年来，她对井冈山父老乡亲们的怀念，对丈夫的追思，盼望着母子的相聚无时不让她梦魂牵萦。今天，她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第一句话，喊出了她的心声：

“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曾志一生有过三段婚姻。

第一任丈夫名叫夏明震，两人于1927年结婚。1928年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被反革命分子杀害，此时曾志已有身孕。

第二任丈夫名叫蔡协民，两人于1928年结婚。婚后，曾志生下了夏明震的遗腹子，蔡协民成为孩子的继父。不幸的是，1934年4月，蔡协民因叛徒出卖被捕，7月在漳州英勇就义。

第三任丈夫是陶铸，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表。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大井生下了夏明震的遗腹子。

蔡协民

此时，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造成了物资上极大的困难，红米、南瓜、竹笋、野菜都成了军民们的主粮。

生产后的曾志，身体虚弱，20多天过去了，还是一点儿奶水也没有。好在赖凤娥是位贤能的农妇，护理产妇和婴儿很有经验，她把红米磨成面糊糊，一日数次，精心喂给哭着要奶吃的婴儿。说来也怪，这小家伙一到她手上，经她“噢、噢哩”地哄几声，就不哭了。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哟，三年前，我生下的一个男孩冒风死了，胸口胀得像皮球，一挤就有一碗奶，这会子孩子要奶吃，却偏偏冒有，唉，真造孽啰！”赖凤娥坐在曾志床前，一边给孩子喂着米糊一边说。

“大嫂，你也生过孩子？”曾志问。

“可惜冒带大呢。”

“你若喜欢这孩子，就送给你带吧，不过你也没有奶给他吃呀！”

“那倒好，我正要带个崽呢，我家住在下茅坪，离这里不远，我大嫂尹成英上个月刚生孩子，供他奶吃冒问题。不过，把孩子交给我带你放心吗？”赖凤娥既高兴又疑惑。

“都是革命人，哪有不放心，你说，现在战争年代，我能背着孩子去打仗吗？”

“那倒也是。”

曾志

“其实，我早有准备，等孩子生下来，就托付给人家呢，送给你，我就更放心了。”曾志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

“这真是我的好福气哩！不过，这事，还是等党代表回来，你们商量再定吧。”赖凤娥考虑很周全。

“不用等协民回来了，他一定会同意的，你今天就可以把孩子抱回老家去。”

“当真呀！”赖凤娥惊喜异常。

“当真！”她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肯定。

“那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好，就是讨饭，我也要把他抚养成人，以后让你们母子重逢啊！”

赖凤娥这感人肺腑的话，叫曾志流下了热泪。几年后，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在敌人的残酷烧杀中，赖凤娥流落他乡，沦为乞丐，她和她的生母石根妹曾讨了8年的饭供养这位红军的后代，此是后话。

曾志既高兴又感激，她抹着眼泪说：

“真难为你了。”

“我会把他当作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来带大他。不过，我冒文化，你们知书达理，就请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赖凤娥将孩子送到斜靠在床头上的曾志手上。

曾志

曾志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吻了一下那红嫩嫩的小脸，思索片刻，抬头望着屋外，自言自语：

“我们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朱军长走南闯北，艰苦奋战，图什么呢，就是图将来革命形势有个大的发展，图革命的最终彻底胜利，图全中国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受苦受难。”

她立即拿定主意，回头望着赖凤娥，以征询的口吻说：

“我看，就取‘来发’二字吧，你说行吗？”

“行行行，这个名字好啊，革命胜利了，我家公家婆指望他来发财致富呢！”

她们欢乐地笑了。

曾志又一次亲了亲这个出世才26天的小崽，然后将他送到赖凤娥的手上。赖凤娥抱着孩子对她说：“我明天就回来，还和你作伴。”

她目送着赖凤娥的背影，顿时，感到一阵惆怅、茫然，眼泪哗哗地掉落下来……

一个月后，蔡协民从前线回到大井，来探望妻儿。曾志身体已基本康复，在红四军医院中井院部担任院党总支部书记，他又匆匆赶到中井。

蔡协民

“真苦了你了，听说产后你病得很厉害，昏过去好几次，你在最危险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我心里好难受嘞！”在妻子面前，蔡协民深感内疚。

“说实在的，那阵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痛得无法忍受时，就大声喊着你的名字，好像只要你一回来，我就不会痛似的，那时多么想见到你呀，但我也知道，你是不可能回来的。多亏两位大嫂料理，现在总算没事了。”

“孩子呢？”蔡协民问。

“送给石连长的老婆带去了。协民，没来得及和你商量一下，我就自作主张，你怪我吗？”

“不不不，孩子怎么办，由你拿主张，我绝对相信！怎么还会怪你呀。”蔡协民安慰着妻子。

“不过，总还是没让你再看看他，就这样送走了。”她有些伤感。

“见孩子的机会还有哩，关键是你现在要把身子保养好，我们的任务重得很，现在总算没有什么拖累了，又可轻装上阵啦！”

奋斗、展望，是这对红军夫妇生活的主旋律。

两颗赤诚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曾志

山下的敌军，又在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大肆叫嚣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曾志和蔡协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又投入到紧张的备战中去了。

毛泽东以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宁冈的柏露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用“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军事“会剿”。各路主力部队立即在井冈山上集结待命。

会后，蔡协民迅速赶到了中井，向妻子介绍会议的精神。

“看来形势很紧张，毛委员和朱军长在会上有什么新的部署？”曾志给匆匆来到的丈夫泡了一杯龙潭茶，关切地问。

“红军主力马上要出发赣南迂回，从外线打破敌人的进攻，迂回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所有的部队都出发吗？”

“不，彭德怀的红五军、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及各县的地方武装都还留在山上，作内线策应，各种党政机关、后方设施，还有你们的医院都不随队出发。”

“你是三十二团的党代表，不也留在山上？”

“我正要和你商量这件事呢，会议决定我调三十一团去任党代表，由何长工回三十二团接任我的工作，所以，我得到外线去作战，而你已经担任医院的总支书记，就很可能留下呢。”他用依恋的目光，望着心爱的妻子说。

“那又要分开了，不过，我们不是经常不在一起嘛。”她完全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

曾志、蔡协民合影

“主力走后，山上的压力会更大，困难会更多，特别你的身子还很虚弱，我实在放心不下。”蔡协民望着妻子那清瘦的脸，心中泛起莫名的惆怅。

“没事，我身子好多了，这里那么多伤员，我不走是应该的，可不要老为我牵肠挂肚的，放心去吧，我们一定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的，只是……”她欲言又止。

“什么？”

“只是你没有机会去看看孩子了。”

“来不及了，回来再去看吧，我得马上赶到3团团部去熟悉情况呢。”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匆匆别离。

就在红军主力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曾志正在院部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有人送来毛泽东从茨坪亲自写来的一封信：

曾志同志：

望你接到条子，即刻到茨坪来，明天我们一起出发。

毛泽东

她感到很突然，忙将信交给院长过目。

曾志和毛主席合影

“这是毛委员亲自决定的，他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时间不早了，你这就动身去吧。一路上多保重。”曹铢看过信后，对曾志说。

曾志告别了同志们，回到房间，卷起那条打着补丁的夹被，找来一根竹棍，一头挑被子，一头挑挎包和米袋，沿着羊肠小路，来到茨坪。

老远的，毛泽东见她来了，忙打招呼：

“来得及时呀，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曾志一进屋就问：

“毛委员，这回怎么不把我留在后方，匆忙要我赶来随部队出发？”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不是已经把包袱放下了？可以轻装上阵了嘛。”又说，“这次出发赣南，沿途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前委机关所有的女同志成立一个妇女组，专做宣传鼓动工作，伍若兰、贺子珍、吴统莲她们推举你这位小妹当她们的组长哩，都说你这方面经验丰富，我就决定把你调到前方来了。再说，你不又可和协民在一起吗！”他幽默地笑着。

曾志一阵腼腆，也跟着笑了。

毛主席、曾志合影

1929年1月4日，曾志与蔡协民随主力出发了。他们来不及看一眼孩子，就告别了这块热土。

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更特殊的战斗……

蔡协民与曾志于1929年1月随红军主力出击赣南途中，行至江西大庾县城，遭强敌包围，为保护前委机关和军部安全转移，蔡协民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敌人。他从早到晚，没吃没喝，终于昏倒在地。在分散突围时，曾志以弱小的身子半背半拖着丈夫跟上部队，直到次日凌晨2点多钟，部队才到达一个村庄宿营。

曾志千方百计在村里找来一捆禾草，将已昏迷不醒的丈夫安置在一个祠堂内，然后她用自己的伙食费买了一块糍粑，在火堆上烤熟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丈夫，蔡协民这才慢慢恢复精神。当他身体稍有好转后，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接着又在赣南闽西，作艰苦的转战。

1929年7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后，蔡协民和曾志夫妇俩又随毛泽东、谭震林、江华等到闽西上杭等地开展地方工作。下旬，蔡协民当选为闽西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曾志同时调特委工作。同年冬，蔡协民与曾志奉命深入白区开展地下斗争，他们秘密到达厦门，蔡协民以福建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省委书记罗明指导全省的革命斗争。

蔡协民

这时，白色恐怖遍及城乡，敌人暗探密布，曾志与蔡协民住在一间省委租用的民房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而这房子的楼上就住着敌人的一个侦探队长。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夫妻间密切配合，巧妙地与敌探周旋，坚持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活动，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各项工作。

1930年至1931年间，福建省委遭敌破坏，在关键时刻，他们又挺身而出，在鼓浪屿福州路一栋房子里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成立了以蔡协民为书记的福建临时省委，继续开展党的活动，使福建党的工作不致中断。

曾志在蔡协民身患重病，敌人频繁搜查、盘问的险恶环境中，勇敢地保护丈夫，他们多次转移、隐蔽，从不忘记党的事业。

1931年7月中旬，临时省委取消，夫妇二人又化装成游客，果敢地在古山庙宇与中央巡视员姚仲云会面。尔后成立了以蔡协民为书记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市军委，夫妇俩又继续顽强地坚持党的地下斗争，使福建的革命形势得到了发展。这期间，他们又一次把一个出生不久的男孩托付别人抚养。

1932年，蔡协民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任县委委员期间，组建了福建省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蔡协民亲自担任总指挥，多次消灭盘踞在福建的反动军队。6月下旬，蔡协民指挥红三团在车本村顽强抗击优势敌军的进攻，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上王明错误的干扰，这次战斗失利，红三团损失严重。

王明

车本战斗失利后，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厦门中心市委，对蔡协民进行了严重的组织处分。同年冬，又把他们夫妇调回厦门。这时，厦门中心市委又给蔡协民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帽子，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并通知他去上海，由中央另行安排工作，而他的妻子则调到福州中心市委去工作。

分别前，曾志对丈夫的处境十分同情，但又爱莫能助，要他到中央后如实向中央汇报，取得组织上的支持。可蔡协民一到上海，厦门中心市委早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诬告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央不能和他取得联系。就这样，他找不到组织，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孤儿，流落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得不艰难辗转回到福州，可一回到厦门，中心市委就停止了他的组织生活，并在党内开展残酷的“反协民路线”斗争。

就在他处在极度困惑、痛苦的时候，与他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妻子曾志，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她向丈夫建议：在脱离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去做工，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顽强的意志表白对党的忠诚。他采纳了妻子的意见，拖着瘦弱的身体，咬紧牙关，整天在市郊打石头，修马路，每天只挣几枚铜板来度日，在严峻的环境中，他依然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工人运动，照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从而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1933年7月，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同年11月，他又接到通知：毛泽东同志已派人来接他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他把这喜讯告诉曾志，夫妇俩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蔡协民雕像

次年春，蔡协民怀着兴奋的心情，告别曾志，离开厦门去中央苏区。不料在途中，由于交通员的叛变出卖，他被捕了。在敌人的酷刑审讯面前，蔡协民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7月的一天，在漳州古城，蔡协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

噩耗传来，曾志悲痛万分，为继承丈夫的遗志，她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1987年10月27日，曾志重回井冈山。

六十年来，她对井冈山父老乡亲们的怀念，对丈夫的追思，盼望着母子的相聚，无时不让她梦魂牵萦……

此刻，她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第一句话，喊出了她的心声：

“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晚年曾志合影

是的，她应该为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儿子而欣慰、自豪。

这山，这水，这里的人民，她早已熟悉了，然而，年过古稀的她，却依然强烈地热恋着这片红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