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在张学良帅府的老虎厅被枪杀。这让孙传芳心情复杂，虽然他对幕僚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但内心深处还是非常不安的，因为此时的孙传芳已不是昔日的直系首脑了，而是一个依附于张学良的旧军阀。 1929年1月10号那天，张学良的大院里，“砰砰”两枪，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俩哥们儿就彻底“歇菜”了。这消息一传出去，整个东北都炸了锅。孙传芳一听，心里那叫一个复杂，简直跟吃了五味杂陈的大餐似的。 他站在窗边，瞅着外面雪花飘飘，对身边的幕僚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瞧瞧，汉帅多有手腕儿，干大事儿的人，不杀几个人哪能镇得住场子？”但话说回来，他心里头那个忐忑啊，就像小兔子乱撞。毕竟，现在的他可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直系大佬了，而是一个得靠张学良罩着的“过气军阀”。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俩哥们儿挂了，孙传芳觉得那是他们自己作的。他开始对着一帮幕僚侃侃而谈，还引用了不少典故：“杨宇霆这家伙，找死有一套！你看他和大帅的关系，到底是上下级呢，还是哥们儿？要是上下级，他就得毕恭毕敬，认清自己的位置；要是哥们儿，他就该识趣点，躲远点，当个顾问啥的。可他倒好，非得骑在大帅头上，啥事儿都插一手，还老给大帅添堵，这简直比外星人还奇葩，不死才怪呢！” 话说得那叫一个有理有据，但孙传芳心里其实早有计划。第二天，他悄悄地溜上了一趟去大连的火车。临走前还给张学良写了封信，信里写道：“家里那口子肺病犯了，咳血厉害，我得去大连看看她，走得急没来得及当面告别。不过大连和沈阳离得近，坐个车半天就到，你要是找我，我立马就能回来。” 几天后，孙传芳的家人也要去大连，张学良挺爽快，直接派人给买了车票，还送到车站。就这样，孙传芳在沈阳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躲灾避难去了。虽说孙传芳已经脚底抹油溜出了沈阳，但他对东北那摊子事儿和张学良还是心心念念的。他总共给张学良支了三招，两招是隔山打牛让别人传的，一招是他自己亲临沈阳，面对面传授的。从这些招式中，你能瞧出他俩想法不合拍，这也是他拍拍屁股走人的根源。 到了1929年，孙传芳的大儿子孙家震在大连办喜事，张学良挺够意思，派了任作楫去道喜。俩人找了个没人的小角落，孙传芳就跟任作楫唠上了：“东北这块宝地，夹在大国缝里，外交这块可得拿捏好。一不小心，麻烦就找上门了。老张呢，一门心思放在家里，对外头的事儿不太上心，隐患可不少。我来了大连以后，跟各路神仙打了打交道，心里头那个愁啊。现在小日本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咱们得早点想办法。说到家里头，东北那位置，天险护体，守住山海关，别的就不用太担心。南京那边呢，咱们就跟他们保持距离，既不靠太近也不离太远，跟他们周旋周旋，绰绰有余。” 任作楫回了沈阳，把孙传芳的话一字不落地说给了张学良听。不过呢，张学良听了之后，还是摇了摇头，没按这套路出牌。1930年那会儿，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三个人搞了个北平国民政府的小圈子，孙传芳大老远跑到沈阳，找任作楫聊天。他一脸认真地跟任作楫说：“兄弟，现在内地那摊子事儿变了，汪、阎、冯在北平另起炉灶，跟蒋介石对着干。咱东北得赶紧拿个主意，跟着北平那边一起反蒋。我呢，打算进关帮忙，特意来沈阳跟张大帅商量商量。” 说来也巧，任作楫那会儿刚在《盛京时报》上看到条挺逗的消息，说兰姊嫁妆都备齐了，出嫁日子也定了，通知亲朋好友一声。任作楫琢磨着，这消息跟孙传芳出山说不定有啥猫腻。中原大战一开打，孙传芳觉得机会来了，打算重出江湖，争一争中原的地盘，结果还是没玩过蒋介石。张学良一看，干脆站南京政府那边了，东北军不光没搭理汪、阎、冯的北平政府，还直接打进关内，把北平国民政府给收拾了。后来任作楫才知道，孙传芳这次来东北，其实是汪精卫、阎锡山他们派来的。 到了1931年9月18日，小日本占领了沈阳，那时候任作楫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医务处长，跟着公署一路退到锦县。沈阳的卫生材料库被小日本给端了，东北军的药品器材补给就成大难题了。任作楫没办法，只好跑到天津去，想办法办个卫生材料厂。任作楫一到天津，就溜达到英租界找孙传芳叙旧。俩人哈拉了几句后，孙传芳一脸不爽地说：“老张这家伙，不听我劝，现在栽了吧。现在啊，老张得赶紧找个靠谱的手下跑回沈阳，跟日本人周旋，赶紧把事儿给摆平，然后自己麻溜地回去守着东北的地盘。虽说吃点小亏，但军权政权还在手里，东北还是咱中国的。要是再拖下去，东北可就要拱手让人了，老张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要是他带着几十万大军跑到关内混饭吃，蒋介石不答应，地方势力也不乐意，那就跟我一样尴尬了。你赶紧跑北平一趟，跟老张说说这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