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召集开会，将赴会的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扣押。随后，这几人被押到了五华山的光复楼暂时软禁。制定的押送方案是每次只运送一个扣押的人员，这也是卢汉的谨慎之处。 1949年12月9号晚上，昆明城安静得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但那股子紧张劲儿，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卢汉这家伙，居然借着张群的名头，给李弥、余程万、沈醉这些大佬们发了个“深夜茶话会”的邀请。结果呢？这哪是茶话会啊，简直就是鸿门宴！ 大佬们一到场，直接就被一群端着枪的士兵给“热情招待”了，一个个跟被按了暂停键似的，愣在原地。他们心里那个懵啊，就跟吃了苍蝇似的，难受得紧。 卢汉可没心思跟他们磨叽，大手一挥，直接把他们“请”到了五华山的光复楼，来了个“豪华单间”软禁套餐。为了确保这事儿滴水不漏，卢汉还想了个绝招：每次只“送客”一位，这小心思，真是比绣花还细腻呢！押送那场面，简直就是铜墙铁壁级别的安保。被押的大哥坐在后座正中央，两边各有一位连长护法，跟拍武侠片似的，司机旁边还得再坐一位连长压阵。你说这待遇，押一个人得三个连长陪着，重视程度杠杠的。卢汉还特意下了命令，路上要是有个风吹草动，这三位连长能立马给被押的人来个“现场直播——枪决版”。 押送名单如下：第八军的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的军长余程万、保密局云南站的站长沈醉、二十六军的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西南区的参谋长童鹤龄、空军第五路的副司令沈延世、昆明航空站的站长蒋绍禹。 当警卫营营长徐振芳一嗓子喊出“李弥”俩字时，李弥吓得脸跟白纸似的，赶紧拉住徐振芳问：“兄弟，这是要把我往哪儿带啊？”他心里那叫一个忐忑，生怕下一秒就被“咔嚓”了，说啥也不肯上车，还嚷嚷着：“要杀要剐就在这，别动车！”徐振芳那叫一个哭笑不得，他慢悠悠地说：“李军长，您别急，咱这是送您去五华山见卢大主席呢，人家卢主席在光复楼等着和您喝茶呢！”李弥一听，心里稍微舒坦了点，但也明白自己这次是斗不过命运了，只好咬咬牙，上车走人。 有了李弥这事儿，徐振芳再送人时，都会先透个底儿：“各位，咱们是去五华山见卢汉卢主席哈，别瞎琢磨。”于是，李弥、余程万他们八个人，就这样被一串儿地送到了五华山的光复楼。 徐振芳干完活儿，立马去找卢汉汇报。卢汉那是相当满意，但还不忘拍拍徐振芳的肩膀：“安全问题上点心，这些人可都是金疙瘩，一个都不能少！”为了保险起见，卢汉亲自上阵，安排了铁桶一样的安防。卫兵们跟走马灯似的，三步一岗，两步一哨，连换岗时间都掐到每小时一次了。卢汉对待那八位“贵客”，简直是拿出了顶级VIP的待遇。每天，昆明大名鼎鼎的东阅楼酒店都会像送婚宴一样，把一桌桌好酒好菜送到他们面前。可你猜怎么着？这些哥们儿似乎对美食没啥兴趣，饭桌上总是剩下一大堆，倒是烟抽得跟抽烟囱似的。卢汉一看，行，那就上高档货，“三五”、“三九”这些听装烟，管够！他还专门找了个Tony老师，天天上门给他们做造型，甚至腾出一间房，装修成豪华浴室，就等着他们享用呢。 到了10号那天，卢汉让杨文清、宋一痕他们，在光复楼二楼整了个“审讯室”，里面还装了录音设备，准备跟李弥他们八个人好好聊聊。其实啊，这聊天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在起义宣言上签个字。李弥第一个上场，面对杨文清和宋一痕的“唐僧式”劝说，他硬气得很，扯着嗓子喊：“要么杀了我，要么关我起来，我李弥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校长万岁！” 杨文清和宋一痕这俩人，也不着急上火，就跟讲相声似的，慢慢悠悠地摆事实、讲道理。磨了近一个小时，李弥这老铁终于有点动摇了，开始犯嘀咕。他拿起起义宣言，翻来覆去地看，突然眼睛一亮：“哎，这‘解放’俩字儿，换成‘独立’咋样？”这家伙，心里的小九九明摆着呢，想给起义宣言换个味儿。杨文清和宋一痕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九九，毫不留情地给他的提议来了个“闭门羹”。李弥一看这架势，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足足琢磨了十几分钟，最后手跟筛糠一样，在起义通电上哆哆嗦嗦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签完字，杨文清紧接着就让李弥给第八军下个手令，让他们老实待在原地起义，给解放军当临时第十军，听卢汉的指挥。李弥一听，立马找借口：“第八军现在归副军长曹天戈管，我下了手令也没用啊。”杨文清一听这话，直接怼回去：“你写个手令试试，要是曹天戈不买账，那就是他的问题了。”李弥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写了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