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陕西的一个农民意外挖到一口青铜大鼎，本想偷偷地卖掉发笔横财，可是这鼎实在太大太显眼了，当他把鼎运到西安，很快就有人找上门，并威胁道：“你盗掘皇家墓葬，按律当斩！” 这个农民叫作任致远，他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任家村人。有一天他在地里挖到一个半人多高的青铜大鼎，这个鼎就是后来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西周大克鼎。 很快任致远挖到青铜大鼎的消息在十里八乡传开了，一些古董商也闻着味来了。 这让任致远意识到，这大鼎可能不是一般的宝贝，要想卖更多的钱最好是去大城市，于是他找了一辆马车，将大鼎运往一百多里外的西安。 可大克鼎太大太显眼了，一进入西安，任致远就被官府的人盯上了。官府来人恐吓道：“你私自盗掘皇家墓葬，按大清律法要被问斩。” 任致远吓了一跳，他辛辛苦苦跑到西安就是为了发笔横财，没想到这回连脑袋都可能保不住，他连大克鼎也不敢要了，赶紧一溜烟跑回了家。 大克鼎在贵族阶层引起极高的关注度，连远在京城的军机大臣潘祖荫也听说了，他对大克鼎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因为在他手中已经有了一尊价值不次于大克鼎的西周青铜鼎——大盂鼎。 大盂鼎是40年前在离大克鼎出土的任家村30公里外的眉县出土的。后来被左宗棠所得，因潘祖荫对其有恩，左宗棠为报答他的恩情，将大盂鼎送给了潘祖荫。 其实当时还有第三尊鼎，叫作毛公鼎，毛公鼎出土的地址同样是在宝鸡市。这三尊鼎出土地点相近，出土年代相近，因此被统称为“海内三宝”。 潘祖荫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大克鼎的下落，他花重金购得大克鼎并运回了京城，因此有了“海内三宝，潘家有二”的说法。 购得大克鼎没多久，潘祖荫就去世了。他的弟弟潘祖年将他多年收藏的文物珍品全都运回了苏州老家。1925年，潘祖年也去世了，潘家的这一批文物珍宝就由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继承。 潘达于本姓丁，嫁到潘家后改叫潘达于。潘家的财产都由她这个孙媳妇继承也是无奈之举。虽说潘家在苏州是名门望族，潘祖荫又官拜工部尚书，可奇怪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没生下一儿半女。 弟弟潘祖年仅有的两个儿子过继给了潘祖荫，却双双英年早逝。过继来的孙子潘承镜将潘达于娶过门后仅三个月便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最终潘家再无男丁。 有人说这是因为家中的收藏带来的阴气太重而导致门庭衰落，最终潘家的偌大家业只能由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继承。 在那动荡混乱的年代，潘达于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守住这价值连城的珍宝呢？ 潘家有宝众人皆知，上至民国高层，下至文物贩子纷纷打起了主意。甚至连洋人都掺和进来了，一个美国收藏家漂洋过海来到苏州，希望用重金换取两尊宝鼎。面对外界的各种威逼利诱，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不过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城危在旦夕。潘达于原本都逃出了城，担心宝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她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城里。她让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然后在住处挖了个大坑，将大克鼎和大盂鼎埋了进去。 苏州沦陷后，日本人果然来到潘家寻宝，幸好潘达于提前做了准备，日本人先后七次前来寻宝，最终一无所获，两尊宝鼎有惊无险的躲过了这场灾难。 1951年，潘达于将两尊国宝级青铜鼎无偿献给了国家，大克鼎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建新馆时，大克鼎曾到日本去展出，当日本记者问她，捐了如此价值连城的文物是否有过后悔？ 她义正词严地说：“捐大克鼎是我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大克鼎鼎身的纹饰体现了时代的烙印，商朝时期人们注重鬼神，因此大多商代器物上的纹饰很多看起来都是形态复杂的怪兽，这种纹饰被称作兽面纹。 在大克鼎的口沿下方依然还有对称的变形兽面纹，但是在它的腹部则是宽大流畅，看起来更为清新的波曲纹。据专家考证，这种波曲纹在商朝是没有的，最早出现在周朝中期。 波曲纹的出现，说明周朝时期人们对鬼神已经不是那么热衷了。巧合的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雏形最早也可追溯到周朝时期。 除了鼎身的纹饰，大克鼎的内壁，刻着一篇28行、290个字的铭文。 这篇铭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是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材料。同时对研究西周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也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篇铭文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叫“克”的人赞美他的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克因此被周天子任命为宫廷大臣，负责传达天子的命令。后半部分说的是克非常感恩周天子，因此铸鼎颂扬周天子的美德，同时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 三千年前，商代贵族克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做人要懂礼、感恩。 三千年后，潘达于老人则用毕生的心血守护和传承了大克鼎承载的精神和价值。 她，18岁嫁为人妻， 20岁挑起掌管家族门户的重任， 47岁将大盂鼎、大克鼎捐献国家， 100岁首次看到两个大鼎（大盂鼎、大克鼎）摆放在一起， 激动地说：“我为它们找到一个好人家了！” 103岁，她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