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民党杀手，却放走了19个共产党人，建国后如何处置此人？ 1949年冬天，重庆城被一片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蒋介石下令彻底清理集中营中的“政治犯”，枪声、喊叫声此起彼伏，鲜血染红了这座山城。 然而，就在最紧要的关头，一名本是国民党特务的看守杨钦典，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1919年，杨钦典出生在河南郾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战争和动荡的年代里，他的家庭如同其他农户一般，挣扎在生存线上。 日军侵占河南时，抓壮丁的威胁无处不在。为逃避这一命运，他参军加入了胡宗南的教导团。 对当时的杨钦典来说，参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言。然而，命运的齿轮在他参军的那一刻已经悄然转动。 杨钦典身体健壮、作战勇猛，很快脱颖而出，被选入蒋介石的中央警卫团。这是一个蒋介石身边的精锐部队，专门负责要员的安全。 他甚至曾担任宋子文等高官的警卫。然而，这样的军旅生涯并未让杨钦典感到光荣，他不过是服从命令，机械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1948年，他被调到重庆白公馆，成为一名看守班班长。这里关押着国民党最为忌惮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从这一刻开始，杨钦典的生活进入了最黑暗也最复杂的阶段。 白公馆是国民党的秘密监狱，关押着如宋绮云、陈然、罗广斌等众多共产党人。他们是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虽然身陷囹圄，却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的执着和信仰的坚定。 在杨钦典刚到白公馆时，他与这些人并没有任何交集，他甚至认为，这些人是“危险分子”，是“国家的敌人”。 但与这些革命者的接触逐渐让他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这些人并不像他说教里描述的那样残暴无情，反而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生命的英雄。 与陈然的接触让杨钦典的内心开始松动。两人同为河南老乡，经常交流家乡的情况和时局。 陈然的谈吐和为人深深感染了杨钦典。他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还是一名热爱生活、充满信念的人。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执行枪决，那一天杨钦典亲眼目睹了陈然面对死亡的从容。他没有一丝恐惧，甚至面带微笑地走向刑场，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杨钦典。 他开始思考，是什么样的信仰能让一个人面对死亡如此无畏？从那一刻起，他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立场产生了动摇。 时间来到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在即。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败局不可逆转，决定在撤退前清除所有集中营中的“政治犯”，以图消灭革命力量。 11月27日，“11·27大屠杀”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展开。杨钦典的同僚们执行命令，用冲锋枪扫射囚室，鲜血四溅，惨叫声不绝于耳。 然而，随着渣滓洞那边需要支援，大部分刽子手被调离白公馆，仅剩杨钦典和另一个看守杨进兴。 这一夜，白公馆内还有19名革命者未被行刑。杨进兴显然意识到自己罪行累累，害怕解放军到来后被清算，便匆忙逃离，将所有责任留给了杨钦典。 19名革命者被关在铁门后，生死就在杨钦典的一念之间。这时，囚犯中的罗广斌站了出来，对杨钦典说道：“老杨，放了我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这一句话如同一声惊雷，让杨钦典陷入深深的挣扎。他想到陈然的牺牲，想到这些革命者的信任，想到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如果他继续执行命令，这19条生命将被扼杀，而自己也会永远背负罪恶。 在内心的挣扎中，杨钦典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打开牢门，放走了这19名革命者，并为他们指引了逃生的方向。 他深知这一举动意味着背叛国民党，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愿意为良知而冒险。那些被释放的革命者中，包括罗广斌、毛晓初等人，他们的幸存不仅是个人的得救，更保存了革命的许多秘密信息。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主动向解放军自首。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罪行和最后的义举。罗广斌等人作为幸存者，为他作证，证实了他在关键时刻放人救人的事实。 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为杨钦典的行为值得宽大处理。他不仅免于追责，还被建议留在公安局工作。但杨钦典婉拒了这一安排，他选择回到河南老家，过上务农的平静生活。 然而，杨钦典的命运并未因此而平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因为曾经的国民党背景被重新逮捕。这一次，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狱中，他始终坚守事实，拒绝屈从于虚假的指控。他明确表示，自己曾救下过革命者，这一行为足以证明自己的立场。 经过多方申诉和幸存者的作证，1982年，杨钦典终于被平反，他回到家乡，再次过上了务农的生活。 晚年的杨钦典始终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愧疚。他多次参与烈士纪念活动，向人们讲述那段历史。他深知，虽然自己在最后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曾经的参与仍是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2006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找到他，了解当年杨虎城一家的惨案经过。杨钦典毫无隐瞒地坦白了自己的参与，也得到了杨瀚的谅解。2007年，杨钦典因病去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