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军趁南明秦王孙可望、晋王李定国内讧，孙可望愤而投清之际。发兵三路大举向川、黔、滇进攻，意图毕全功于一役，彻底消灭南明永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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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川黔大部已经失守。由于清军此时全军蜂拥于贵州，重庆一带兵力空虚。南明永历帝在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的建议下连派五名太监赶赴川东要求南明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督师阁部）文安之和监军太监潘应龙联络驻守在梁山（四川梁平）、忠州、万县的谭文、谭弘、谭诣三兄弟和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川东诸将立刻出兵，配合活动在嘉定、叙府（四川宜宾、乐山）的大西军旧部攻取重庆，牵制清军南下。

李来亨等川东众将知道永历朝廷危在旦夕，都同意出兵重庆，将清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同年七月文安之和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以及三谭等抽调十六营精兵乘船沿江而上反攻重庆。

长江三峡

此时吴三桂已率军至遵义，他惟恐后路被截断，粮饷不继，率领主力赶回重庆防守。吴三桂率领城内外清兵以炮火猛轰，明军的船多被击破，“伤亡甚多”，被迫败逃。吴三桂深虑重庆、遵义两重镇为“川、黔一线之脉”，必须坚守住。他调来四川巡抚高民瞻、建昌总兵王明德赴重庆协防，命令永宁总兵严自明，等待王明德至重庆，迅即率所部官兵赴遵义。

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吴三桂部署重庆防务之后，又返回遵义待命。

同年十一月文安之和刘体纯等川东诸将再次出兵反攻重庆。此战前明军做了周密安排，由郝永忠、李来亨、王光兴等部留守夔东基地，以防止湖广清军乘虚来袭。监军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谭文、谭弘、谭诣）等部水师和顺军余部水师从水路出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率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

最后的明军-夔东明军

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吴十二月初二日，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达重庆城下，分三股进攻该城：一路攻朝天门，一路攻临江门、千厮门，一路攻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清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据城顽抗。王明德等命令炮手发炮猛烈轰击江上的明军战船，击沉六艘。

但是明军毕竟有七千人之多，程廷俊在塘报中说“其贼船（指明军战船）陆续上拽，不知其数，事关紧急”一天之后，又有四十艘战船加入了攻城战斗，清军守军沿江下营，拼死抵抗，鸟铳，火炮齐射，战死的明军浮尸水面，不计其数。十二月初八日，清总兵王明德领三百名清军官兵从小道出发直至离重庆四十里外的青岩子，又渡江至南岸埋伏，十二月初十清军守军出城至北岸，两面夹击把明军战船击退，俘斩明副将陈良鼎。

明军血战十二日后，永历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谭文的弟弟谭诣和明军总兵袁尽孝率部七千乘坐战船一百三十艘来到重庆城下，同谭文汇合，一时间围攻重庆的军队数量猛增至一万四千人，而且陆路尚有大批援兵在文安之等指挥下赶来。相比之下清廷在重庆的守军只有重夔、建昌两镇四千人。吓得清朝四川巡抚高明瞻直接弃城而逃。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高民瞻在重庆时，会夔门诸逆狂逞犯城，竟弃城逃遁，赖大兵救援始解”；“民瞻在重庆，值夔门诸逆犯城，民瞻弃城逃遁。”后被革职。重庆城人心大乱，破城似乎就在眼前。

十二月十五日，双方仍在激战之中，明军突然发生内变，谭诣把谭文刺杀，率部降清，导致战役全局逆转。

据清方文书记载，内变的原因是“谭诣久有归顺之心，苦为文所胁制，故行止不得自由”。

谭诣也自诉“去夏，大兵收复重庆、遵义，抚臣高民瞻曾发札招抚诣等，早欲向化，奈其族逆谭文倡谋纠众，力行阻挠，致诣等倾葵之愿，为其迫胁而不得自遂者，良非一日矣！”

谭诣还曾在顺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后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陆大举进攻重庆后，他又到万县同谭弘密商归附清朝，并派使者赴保宁通报军情。可见谭诣图谋反叛已经很久了。

谭文从十二月初二日进攻重庆起，同清军激战了十二天，谭诣才率部前来，到达重庆城下后又不肯出头厮杀。谭文、牟胜见他形迹可疑，进行诘问。谭诣见阴谋败露，气急败坏地说：“事急矣，先发者制人！”遂于十五日晚在其舟中命部将其兄谭文刺杀，投降清朝。随即派总兵冯景明到临江门下喊话，进城向清朝官员联系投降事宜。当时，重庆城里的清军不多，求救的“羽书迭告”。清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庆危急的报告，十一日从保宁领援军起程，直到重庆解围，援军还只行至合川。正是在川东明军源源到达，而增援清军尚在途中时，重庆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从天降。清军守将重赏来使后，马上派人随同前往谭诣营中验视谭文首级，证实谭文果然被杀。立即同谭诣约定乘其他明军尚未得知真相之机，于次日“协力剿杀”。十六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谭文的部众和牟胜部以及袁尽孝所统水师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明军水师大败顺流东撤，清军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重庆。

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留守天字城谭弘也在谭诣引导下向清军投降。

“挂印总兵李宫墙等共五十员；督金副总兵纪永龄等共二十二员；副总兵余春茂等共二十七员；副将耿名臣等共一百三员；参、游、都、守任克昌等共一百四十三员；巡抚程正典等二员；职方、监军、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等官程正性等共二十六员；卫所、指挥、千、百户钟员鼎等六员；贡生邹师孔等十六名；战船二百只；兵丁五千名”

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清廷封谭诣为向化侯、授云阳水师都督，谭弘为慕义侯、授川北总兵官。就这样谭诣、谭弘二人用自己的亲哥哥和明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

明末清初谭弘据守的天字城

陆路进发的明军已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又闻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已率军向重庆方向疾驰而来。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

虽然谭文死于谭弘、谭诣之手，但是其部将陈贵荣、高鹤鸣仍然率众万余，活动在忠、万、梁、开之间。

南明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二月，清军在谭诣、谭弘的接应下发兵攻打占据四川万县的谭文残部。忠州涪州等地的谭文余部向清方投降。袁宗第、刘体纯、马滕云、塔天宝等大顺军为了救援谭文残部，由水陆两路攻忠州磐石城，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同年明军总兵陈贵荣以及谭文的部将谭益等人占据地势险要的石寨骡子城抵抗清军。螺子城“逆寨辽阔，环绕深沟，周围计程四十余里”清军屡次招降不应，于是重重围住骡子城，同时围杀突围的明军，城内坚守5个月后困苦不堪，明军副将向士纶、冉世宠、余万相和生员向士纯准备向清廷投降，在永历十四年（公元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派出平民陆朝胜到清军营中，说明投降诚意，同时愿意做清军的内应，在清军攻寨时协助。李国英随即做好了部署：守备胡江、副将尚应成带领两百人人从西面悬崖攀登而上攻打骡子城西门；督标中营副将梁加琦、拨发督阵副将刘应举攻打前门；游击马应智、都守杨君礼、张士虎攻打中寨门；督标左营游击赵虎臣、拨发随征都司焦尚志、姬成攻打南寨门。

建昌镇标右营游击关天爵、守千把总王希顺、王维昌把守东路；督标左营游击赵虎臣、同随征总兵杨青荫、游击杨得功、守备蔺自祯、中军守备李怀孝、千总陈一忠，各领健丁，把守南路一带；督标前营游击党世昌、中军守备丘天喜守西南大路；建昌、重夔镇游击王显声、党朝禄把守西北大路准备阻击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刘体纯、郝摇旗等人率领的原大顺军援军。

二月二十二日，三更时分清军突然动手攻寨，陈贵荣、谭益等人赶紧召集手下准备防御，明军“拐枪炮石乱打如雨”，在内应的接应下寨墙很快就被攻破，清军在三更时分动手，“至丑时分，逆贼溃败”。

谭益，陈贵荣带领精兵准备突出重围，结果重重围困之下被清军活捉，陈贵荣、高鹤鸣二人被当场斩杀。

谭文余部总兵陈贵荣、高鹤鸣、谭益、关起鹏，副将郎初开、高允发、聂学宗、刘朝福、郎应奇、郎儒、谭仙芬、田应时、胡朝福、周起印、袁光前，参将游击陈应洪、高增、参谋高凤鸣被俘。监军王文锦、张耀，副将高林启、陈应葵、陈应林、孙光战死。

随后占据梁山金城寨的谭文旧部总兵姚玉麟也投降清廷。

到了九月，谭文部总兵马受也带领部下官兵家眷共计2628人正式向清军投降。至此，南明军“三谭”部彻底覆灭。夔东之战时谭弘、谭诣二人在投降清朝之后还率水师参加了对李来亨的围剿行动。

夔东明军

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寄希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的计划不仅失败，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再也不能配合作战了，那么永历朝廷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指挥这次作战的明朝督师阁部文安之，不久郁郁而卒，享年六十七岁，葬于巴东平阳（有说秘密移葬于鹤峰容美)。至于参加这次反攻重庆的夔东诸将在几年以后的围剿中除少数人投降清廷外，大多数人都战死沙场。

至于投降清廷的谭诣则于康熙初年病死。其兄谭弘在三藩之变时，在四川起兵响应吴三桂反叛清廷，被授予“川北将军”之职。于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败死于云阳。其子谭天密，在云南降清，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月于云南被诛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