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胡晓阳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这个流氓犯罪团伙有6人，其中，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3人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此事引起上海市民的极大震动，人们纷纷拍手称快。照片是公判大会现场，左为陈小蒙、中为胡晓阳、右为葛志文。 1986年2月的上海，寒意尚未褪去，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现场却挤满了人。这一天，备受社会关注的特大流氓犯罪团伙案终于迎来了最终审判。被告席上，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神情凝重，他们或许没想到，曾经耀武扬威的日子会以这样的方式画上句号。 法庭内座无虚席，旁听群众摩肩接踵。一位到场旁听的老市民后来回忆说，当时能进入法庭的名额异常抢手，他清晨五点就来排队，才得以一睹这场轰动上海的大案的审判过程。法庭外，数百名未能入场的群众顶着寒风，执意要等到宣判结果。 审判长庄严宣读了对六人团伙的判决书。当＂死刑＂两个字响彻法庭时，整个审判大厅一片肃静。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其余三名同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个判决结果传出后，立即在上海市引起强烈反响。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因为案件性质恶劣，更因为几名主犯的特殊身份。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不乏高干子女。首犯胡晓阳的养父胡立教是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等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 判决公布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报道引发了全市各界的广泛讨论，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案件。不少市民表示，这个判决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打破了一些人对＂干部子弟有特权＂的错误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办案人员克服重重阻力，收集证据，最终让这起震惊上海的特大案件得到了公正审判。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一个交代，更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任何人触犯法律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也得到了上海市各级领导的支持。特别是胡立教同志，作为革命老干部，在得知养子胡晓阳的所作所为后，明确表态支持法院依法判决。这种态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被认为是共产党员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典范。 1986年的这次公开审判，成为上海市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它不仅惩治了一起严重犯罪，更向社会传递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刻含义。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与正义。 要深入理解这起轰动案件，需要追溯到案件主犯的成长背景。胡晓阳虽非胡立教亲生，但从小被过继到这个显赫家庭。作为一位1928年就投身革命的老同志，胡立教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财政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委常委、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等。但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未让胡晓阳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与胡晓阳一同被判刑的其他团伙成员，同样来自干部家庭。这些年轻人生活在特殊年代，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优厚待遇。然而，他们没有继承父辈的革命精神，反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西方腐朽思想所影响，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从1981年到1984年间，这个犯罪团伙的行径令人发指。胡晓阳利用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的身份，陈小蒙则打着《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的旗号，他们打着举办舞会和帮助调动工作的幌子，诱骗多名女性。据法院查明的犯罪事实，仅胡晓阳一人就实施了多起严重犯罪，其恶行包括强奸、轮奸等。 这起案件经由一位受害者的举报而浮出水面。据当时参与办案的警官回忆，案件初期取证困难重重。一些受害者因为担心影响个人声誉，加上被告人的特殊背景，最初并不愿意站出来作证。但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找到，案情逐渐明朗。 让案件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表面风光的记者，私下里行径如此卑劣。陈小蒙甚至拍摄了受害者的不雅照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这些证据的出现，让案件性质更加清晰，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 知识界对这起案件也展开了深入讨论。一些学者指出，这些特权子弟的堕落，折射出当时社会转型期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沉迷于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完全背离了父辈们的革命传统。 普通市民的反应更为强烈。在案件审理期间，许多上海市民自发组织讨论，谈论这些干部子弟是如何辜负了父辈的期望。这种关注度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也展现了人们对特权思想的深恶痛绝。 最后，胡立教对法院判决的支持态度，为这个案件画上了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句号。作为一位革命老干部，他选择支持法律正义，而不是包庇亲人的违法行为，这种态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尊重。这个案例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证明了在法律面前，确实做到了不存在特权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