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排[超话] 郎平首任中国女排主教练30周年 1995年，中国女排迎来了一名熟悉的人物——郎平被中国排协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自传：激情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岁月有着详细的叙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19年9月28日，标题为《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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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姻契约 解除工作合同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弯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
但是，我对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呢？
中国女排的成绩一再下滑，这让太多对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感到失望。而过重的希望和过多的失望，交织成巨大的网笼罩着女排队员，她们无法不感到压力和压抑，她们痛苦地扪心自问：还有信心再打翻身仗吗？
1994年年底，赖亚文、崔永梅、王怡等几个老队员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报告。这些在打球时挥臂如棒的女排姑娘，一旦提笔写“辞职报告”，握笔的手都有气无力，半途而废毕竟不光荣。
感到最懊丧、最心痛的是队长赖亚文，她为人友善，用情专一，对排球事业更是忠心耿耿，她从12岁开始练球，整整12年苦战球场，却落得“世界第八”的结局，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国家队？
“1993年、1994年的时候，队伍情况是最糟糕的。说实话，如果不换教练，女排肯定起不来了。我也不想干了，尽管很不甘心。我1989年进国家队，是队里年龄最小的，我现在毕竟只有24岁，还可以好好打几年的。”说话轻声轻气的赖亚文在谈到那份“辞职报告”时，有点激动，她倒吸一口气，再冲出的声音显然有了重量：“1995年初，我在家里休假，从报上看到一些报道，在炒女排换教练的事。快到春节的时候，报上突然有消息说，郎平有可能参加主教练的竞选，我顿时喜出望外，只要郎平参加竞选，那肯定就是她了，只要她上阵，女排有救了。
记得，1994年打大奖赛，和郎平在香港见过面聊天时，谈到女排的情况，我很寒心，当时，我随口对郎平说：‘你要是能回来带队就行了。’那时候，她正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当教练，她有自己新的生活、新的位置，怎么可能回来带队？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真觉得如果郎平来执教，女排有希望。这是一种预感，因为我信任她。”
我知道，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当时，一听中国女排拿了第八，我吓一跳，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后，情绪懈了，一泻千里，结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女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年，我生下浪浪还在坐月子，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况，我在家里坐卧不安，结果等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夺魁无望；巫丹误服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兴奋剂，这一事件使女排士气严重受挫。
竞技、比赛，说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气。
得知这些消息，我整整一天说不出话，几经周折，终于拨通国际长途，找到张蓉芳，我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抖了。
奥运会之前，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参赛，那时，我怀孕快八个月了行动很不方便，可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真希望她们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把1990年锦标赛没拿到的冠军夺回来，没想到她们却接连失利。
张蓉芳心情也很坏，我太能体谅她了。我赶紧又拨通北京的电话，让我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一定要代我安慰她们，告诉她们来日方长。遗憾的是，女排受打击的士气再也没有缓过来，这种状态被其他国家的教练都看出来了。
1994年世界锦标赛后，那时在香港，我、欧亨尼奥（古巴队主教练），还有卡尔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团长，俄罗斯队主教练），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和我聊起了中国队，说中国队怎么回事，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跑到第八的。
欧亨尼奥说，中国队内部有问题。卡尔波利也说，奇怪，不正常。卡尔波利挺得意，他带一批新队员还拿了第三名。突然，欧亨尼奥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看呐，中国队得你带。”我马上回答他：“你别开玩笑了，我带八佰伴挺好的。”
但我心里常常会想起托父亲转告女排姑娘的话：来日方长！这个智慧的“古巴小老头”很神哪，一出口就是预言。
我自己都没想到，国家体委会请我回去执教。可我还是挺犹豫的，倒不是为工资或待遇。那段时间，和体委通了那么多电传、电话，双方都没有涉及工资和待遇的问题。
我知道，如果决定回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不可能提任何条件，而且，说好干到奥运会，总共一年半时间，还有什么可提的？生活中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
可恰恰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在协议办离婚。
这件事，除了我妈妈和劳尔（前美国女排队员，我的朋友）了解一些情况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聊过。我请了律师，要商量很多细节问题：财产问题、女儿问题，这都是一些最痛心、最麻烦的问题。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国的，八年奋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绿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女儿，这一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如果决定离婚，如果决定回国，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要一笔勾销，或者，支离破碎。
但我还是决定离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贵。我总觉得，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一点、差一点都无所谓，但人的感情不能将就。而感情问题却是那么复杂，那么不好驾驭，你需要在一个曾经是素不相识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赏、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爱护，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难的事情，这需要双方一起作牺牲、作努力，体谅、谦让，精神上亦步亦趋，才能越走越近。
这些道理，谁都会说，谁都会写，谁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事到临头，怎么讲道理都不解决问题。我想，还是一句俗话有说服力：缘份尽了。
我也仔细地回想过，这一步是怎么来到的？好像是不知不觉，但确确实实是很不愉快的积累，一点一滴、琐琐碎碎，想追究一下谁对谁错，都觉得很没有意义。
当然，我从很多人的眼光里看出一些概念化的猜想：郎平是名人，她很能干，她是“女强人”，因此，她的生活问题是因为她太能干，她不会生活，她不顾生活。
不管别人怎么猜测，我不愿意对任何人作解释，我曾经只对一位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努力做个贤妻良母，我热爱生活，我对生活尽到责任了。但生活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和错所能概括的。你尽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满如意，这比打球难多了。
分手让人感到痛楚，就像要割去你的手、你的脚，你怕你的手脚伤残了，割去它们是为了保全生命，但这个“割去”手术，毕竟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曾经是一个整体，有很多记忆、很多日子、很多内容、很多活动，是一起完成的、一起经历的，不管开心、不开心，都有血有肉地联在一起了，要剥离，要侵害，连血带肉的，能不痛吗？！
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手脚”既然有伤有残，痛归痛，总得“治病”啊，拖着“病痛”生活，活得肯定不爽快。只有下决心“手术”，也许还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当然，“治病”“手术”，要付出代价，房子要一分为二，女儿要一分为二，曾经所有合二为一的东西都要一点点“锯开”。
房子是从意大利打球回来刚买的，三百多平米的一座房子，前后还有两个院子，这样的家，有树、有草，这种祥和安谧的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
两年打球，我的膝关节动了三次大手术，才有钱买的房子，可房子还没住暖呢，我就离开去香港，到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工作，他和女儿虽然也一起去了香港，但生活毕竟动荡。而离开香港又回美国，我再也没有住进那座有前后院的房子，等待着我的，却是更剧烈的“动荡”。
让我感到最难分难舍的，不是房子、院子，是女儿，她还不满两岁啊……
面临着这样的难关，突然又接到回国执教的邀请，郎平举棋不定啊，心情同翻江倒海，无法平静，无论家事、国事，她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家庭问题要处理，但国家的事也大。回国执教，毕竟不是一月两月的出差，更不是一周两周的的旅行，可以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的。
还有一个难题是，结束八佰伴世界明星队的执教后，郎平在美国已经有了几个工作合同，也为自己租好了房子，已经在慢慢地开始着、适应着新的、独自的生活，她也在慢慢地考虑着、寻找着今后的、更新的生活。
一切都在刚刚迈步，好像还没站稳脚跟，却又要猛地掉头——回国——执教，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