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超话] 郎平首任中国女排主教练30周年 2-把感情封闭一阵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祖国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那几天，劳尔总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交流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劳尔是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而执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块，应该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
在反复考虑的时候，我脑海里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光渐渐地走进我心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能填补我心里空出的那一块：为了这些“眼光”，个人作点牺牲值得，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种预感，如果决定回去，不会是一年两年，应该有思想准备：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的生活了。要说“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决定回国。
当我把“决定”告诉劳尔时，劳尔笑了：“两个月前，你第一次来和我商量回国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维（劳尔的丈夫）说，你看着吧，詹妮肯定会走。”因为，劳尔发现，我一谈起中国女排，非常有感情，还是很依恋的。劳尔很恳切地对我说：“虽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为你的决定作很大的牺牲，但我尊重你的决定，能作为一名主教练去参加奥运会，这的确非常光荣。”
劳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的全体队员为我开了欢送会，队员们专门去买了一套运动服送给我，因为，我又要重返中国的球场了。
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琳达女士，是个特好的老太太，她送我一张卡，写了很多祝福的话：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愉快的合作，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国的事业顺利，并衷心希望我们能在奥运会上为你加油，我们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看你。
这一番充满感情的送别话语，让我感动，也让我难过，我在新墨西哥大学工作，和这里的同事、朋友相处得很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已经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融洽感。
我虽然只是在一支大学的球队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们了解哪个队员哪天过生日，都会给她送礼物。有一个球迷，我们都叫她“老妈妈”，她家里有一种烘干机，能把菠萝烤成干，又香又甜，我特别爱吃，“老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她做的菠萝干，经常会给我送来一些。
这一次，她也听说我要回中国做教练，就来劳尔家看我，我们正好出去了，“老妈妈”留下一大包菠萝干，还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知道你要走远了，要回中国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经常想到我。“老妈妈”真是慈祥，我回国这么多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老妈妈”寄来的生日贺卡，从来没有间断过。
1996年奥运会，劳尔、琳达她们真的来亚特兰大看我，为中国女排加油。琳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对于中美比赛，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其他比赛我都站在中国队一边。”
我也很珍惜和这些美国朋友的感情，所以，要离开这样一个给我友爱和温暖的生活环境，又要重新闯一番天地，摆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选择走出家庭，又选择走回中国女排，一个紧接着一个，在我这一生中，都是最重大无比的选择啊。对，还是不对？值得，还是不值得？
别想那么多了，落子无悔，就看自己怎样地去“杀出一条血路”了！
终于要走了，租的房子没到期，得付清罚金；关于绿卡问题，要和美国局接触。比较难办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以及沙滩排球队解除合同，必然要赔款，这是个信誉问题，要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金。
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但也不希望由体委或排协承担，这会造成舆论压力。幸好，春节前夕，一向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香港实业家朱树豪先生向袁伟民表示，愿意帮助我解决回国执教的困难，并要他在美国公司的律师立刻和我的律师接洽，很顺利地办好了有关手续。
剩下的就是打点我自己。那座房子、那两个院子，还有汽车，都留给他和女儿。车需要架起来，用帆布苫盖好。退了租用的房子，还要把家具搬回我们的房子里，我自己的一些书籍、衣服，全都存进劳尔家的仓库。
当我收拾完这一切，忙停了，我才发现，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
当然，在法律上，我还有半个女儿。女儿还在香港，他没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回美国。我们互相都在回避，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由文件传递，那都是无声的传真。
要回中国了，一直就是那么远，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因为，我马上要出师，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这一走，是没有退路的，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么的命运，哪怕彻底牺牲了，我也义无反顾。
1995上2月14日，我离开新墨西哥州，劳尔送我到机场。告别时劳尔哭了，她紧紧拥抱我，还送了我一大把红玫瑰。
我是捧着玫瑰花上飞机的。
很孤单地坐在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花里，看着一朵朵开得正艳的花，一阵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像猛然袭来的一股冷空气，冲开了她“封闭”的感情，她禁不住流泪了，一颗一颗滚烫的泪濡湿了花瓣。这样大的一次转折，这样大的一段征程，没有爱人相送，更没有爱人陪伴，送玫瑰花的却是一位美国女朋友，以后，还会有人送她玫瑰花吗？
上飞机前，郎平北京的几个好朋友通电话，何慧娴、张蓉芳，她们都表示要去机场接她。她婉言劝阻：“我不愿意兴师动众，不想把风声搞得那么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国执教的事看得平淡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样，为国家尽力而已。”
坐在飞机上的十个多小时，郎平尽力调整好情绪，开始做训练计划。在美国时，中国排协已经把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日程电传给她，根据赛事，她要做个大致的安排。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执教思想写成书面报告同样地电传给排协。
出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PS：原文篇幅很长，微博对单篇字数有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