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数字的能力很差，像父母的生日、家人的电话号码这些数字确实是没有记牢过。更别提自己身份证号码这样的长串数字了。但是，你不能藉此说我就不是一个孝子，就不是一个关心家人的人。马列哲学讲透过现象看本质，好像也不尽然。哲学可以统领一切，但哲学却不能统治一切，这是不是也像一条哲学定理？
生活中有些事例往往是与人们的思维惯性相悖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事情让你惊喜或愕然。意外，从来就没有在人间悲喜剧中缺席过，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81年6月1日，是中国儿童的第三十二个节日，就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前两天，5月29日，星期五，宋奶奶去世了。5月30日，首都各界代表及少先队代表聚集天安门广场，国旗降半，沉痛哀悼宋奶奶的离开。
今天，我敲击键盘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四十三年前的那个六一儿童节，不可避免地要用数字来注明日期，这些数字竟令我意想不到地无比清晰地在记忆中浮现出来。
那时候大广播喇叭遍布乡村，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中央人民广电台雄壮的《歌唱祖国》的乐声响过后，一个或男或女的声音：各位听众，现在是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再过一天，就要在我们四棚公社中心小学校园举行全公社中小学运动大会了，届时，我会得到家里早就答应的两角钱吃喝费，那时一根麻花一毛二分钱，一根冰棍三分钱。我计算好了，一根麻花地米西米西，两根冰棍地米西米西，二分钱四小片地瓜糖地米西米西。想着这些心情格外好，真的就颠着跑跳步唱起了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突然大喇叭里放出了一阵沉重低回的音乐，听着让人很压抑很难受，接着就听到了一位女播音员极缓慢极悲痛的声音：—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伟大的—活动家—卓越的—领导人—名誉主席—在北京逝世—
那年八岁，小学二年级，还不能准确地将广播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京逝世”与我们村里老人死亡联系起来，只是朦胧地知道“在北京逝世”是我们这个以我当时的认知水平还无法想象有多么庞大的国家的一件很重大的不幸的事件。我也无法想象那些伟大的伴随着广播里沉重低回的音乐“在北京逝世”的伟大人物是用什么办法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和人民。总之，他们神秘莫测不见踪影，又似乎无处不在，甚至是法力无边。
那天的课间操，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做第五套人民广播体操，而是在操场集合，少先大队铺导员刘文广表情严肃，胸前带着红领巾，声音低沉地向我们宣布终生爱好和平，致力于少年儿童教育福利事业，最关心我们少年儿童成长的宋庆龄奶奶，并说她也是我们少年儿童最好的朋友，她喜欢象征和平的鸽子，但她不幸离开我们了。接着拿出一个笔记本，换了一种讲故事的口气，给我们讲了几个宋庆龄奶奶怎样革命怎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怎样关心我们少年儿童成长的事迹。印象很深的是，说58年下半年，宋庆龄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了将我们国家跃进为钢铁大国，带领勤务人员在上海家中后院仅用了三个小时就砌了一座土炼钢炉，并亲自动手炼制钢铁，产量最高一天竟达到了155公斤。说就连苏修头子赫鲁晓夫现场参观后都赞不绝口，这是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记载的……讲完后，刘文广又恢复了刚才那种严肃的样子，他开始指挥播放国歌升国旗，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行队礼，不是少先队员的低头默哀。将国旗升起后，再降下半旗。那一刻，我才开始羡慕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们可以很有仪式感地将右胳膊抬起，右手举过头顶，可以有资格抬头看国旗升起后再一点点降下来。而我们不是少先队员的只能低着头，什么也看不见。我偷偷地抬眼看了那些举手的少先队员，都抬头挺胸，威仪赫赫，一副临危不惧状。
那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往家走时，我就表达了我对辅导员刘文广讲的宋奶奶炼钢故事的怀疑。那时候中越还在发卡山、老山进行无休止的边境轮战，我只知道钢铁主要是用来造枪造炮，但那时人都受革命歌曲鼓舞着，甚至有些概念就是从革命歌曲里建立起来的。当时《游击队之歌》是谁都会唱的，我就说刘老师那是在扯淡，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自己炼钢铁造枪造炮，不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造”嘛，就是“没有吃没有穿”，那也是“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的。当时几个同学都觉得这是对的，并用手做枪互相追逐着打枪战，嘴里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啪—啪—啪，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那天晚饭后，村人赵舀子叼着旱烟袋一口口响亮地吐着浓痰，大讲他所知道的国母宋庆龄，我在一边玩耍时听到他说宋庆龄养了很多鸽子，最后一顿饭吃的是鸽子肉喝的是鸽子汤，并还吃了几只鸽子蛋。对此，我深信不疑，一下记起画报上那位慈祥的老奶奶身边翩舞着鸽子的画面。我边玩边想，鸽子肉鸽子汤那是什么味道呢，那不知要比猪肉和猪肉汤好吃好喝多少倍，鸡蛋都那么好吃，鸽子蛋就更美味了。
第二天周日，我们要进行列队彩排，休息的时候，我就对同学们发布了宋奶奶是吃了一顿美味的鸽子宴后才“在北京逝世”的，并说宋奶奶喜欢养鸽子是因为她喜欢吃鸽子肉喝鸽子汤，更喜欢吃鸽子蛋。
没想到，我昨天中午说刘辅导员讲的炼钢故事是扯淡和鸽子宴这两件事都被刘辅导员知道了。应该是两个人分别告了我的状，因为刘辅导员先把我叫到办公室质问我为什么说宋奶奶炼钢铁是他在扯淡时，他还不知道鸽子宴的事。我记得他掏出一张嘎嘎新的五元钱拍在办公桌上，问我知不知道钱上那个头戴前进帽手拿钢钎的工人在干什么，他把桌子拍得山响，告诉我这就是我们钢铁工人在炼钢铁。我看着那张面值五元的大钞，心想，这能买多少麻花和冰棍呀。最终，刘辅导员临放我走时还是和蔼起来，拍了拍我说，你们将来长大了，就是要去找石油去炼钢铁，石油工人和炼钢工人才是最光荣的。
但下午刘辅导员又把我叫去了，这次他真火了，说你的问题没那么简单了，问我你怎么知道宋奶奶吃了鸽子肉鸽子蛋还喝了鸽子汤，你看到了么，你这是在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象征和平的鸽子怎么能吃能喝，你这是在破坏和平……那一刻，我知道我被身边的两个判徒告密了，我痛恨死了告密者。
最后，刘辅导员决定立即停止我的队列训练，让两名少先队干部将我遣送回家，并将我的情况通报家长，也不允许我参加明天的运动会，在家反省。当时他确实用了遣送这个词。
那次，我没有挨家人的打，但是我不能参加六一运动会了，期盼已久的两角钱吃喝费自然没有了。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眼醒来的那一刻，一骨碌就爬起来了，突然就又停下了。当我从门缝里看到欢欢喜喜去参加运动会的大小学生们时，就像一个唯一被遗弃的人眼巴巴地看着昨天还相依为命的人们终于登上了逃生大船驶离了孤岛。
当六一运动会开始检阅时，我一个人来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虽然山坡上没有一个人，我还是有一种偷偷的感觉。山坡下的校园里，彩旗林立，200米跑道外挤满了黑压压的人。我能看到各方队正缓缓地进入赛场，不时喊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大广播喇叭里运动员进行曲像把小锯条一样一下下拉着我的心，拉着拉着，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热呼呼的眼泪滴到脚背上却是一种冰凉的感觉。当我好像闻到了热乎乎的大麻花的香味时，我终于哭出了声，我咧着嘴一声声哽咽着：呜—宋奶奶呀—呜—我也不知道—呜—你养的鸽子—呜—不是为了—呜—吃呀—呜—再说—呜—你为什么不—呜—晚些时候离开我们呀……
十一年后，我成为通钢一名员工，在井下进行采掘作业，我知道，我们采下的矿石，最终要进入我们通钢高炉进行冶炼，化为通红的铁水，经过一道道工序后，最终成为钢铁！
十七年后，当我举手面对党旗宣誓时，一句“保守党的秘密”，竟让我在那一瞬间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两次被告密，最后一句 “永不叛党”，我挺了挺胸，喊得格外响亮！
二十六年后，我成为一名冶炼炉前工，当我戴着防护镜手提钢钎在灿烂的钢花中挥汗如雨时，被刘辅导员拍在办公桌上的那张1960年版的五元人民币的图案会不时地从记忆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四十三年后，当我在中国儿童第七十四个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想起了1981年那个难忘的儿童节，于是对妻子和儿子讲，十四岁的儿子笑了，没吃到麻花，会哭成那样？妻子温柔地抚摸了一下我的手，今年给你补上吧。我突然地心生感慨，有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不补上了，比如，那一分钱两小片的地瓜糖，它已经和很多东西一样从岁月中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作者简介：
王延昌，吉林临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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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兼创作基地主任: 刘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