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15日，姬鹏飞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前往送别，并和他的子女们一一握手，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姬鹏飞年少时，因生活所迫，他进入了西安陆军医院的军医训练班，随后留校工作。 在此期间，姬鹏飞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还参与了李大钊遇害后的悼念活动。 1931年，正值国民党军队的“宁都暴动”爆发，姬鹏飞毅然决定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他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医疗救护工作。 在长征途中，姬鹏飞跟随红军一起历经艰难困苦，他回忆起当时医疗条件极为恶劣，药品匮乏，许多伤员只能依靠简陋的土办法治疗。 长征过后，在延安，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军事理论。 1938年，姬鹏飞转战皖南，协助新四军建立了医疗体系，尤其是帮助新四军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姬鹏飞彻底告别了医务工作，转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 他不仅积极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还参与指挥了郭村保卫战和黄桥战役等关键战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姬鹏飞继续活跃在战场上，参与了解放兴化战役和苏中战役。 在解放兴化的战斗中，他亲自指挥部队历时三天四夜，成功解放了这一战略重镇。 1949年，姬鹏飞的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使他成为新一届外交队伍的骨干。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派他出任外交工作。 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外交工作如同军事任务一般，必须果断执行。 在他的前往上海时，粟裕和陈毅两位老首长与他进行了深刻的交谈。 最终，姬鹏飞响应号召。 1950年，姬鹏飞被派遣到德国民主共和国，担任中国驻该国的大使。 在出发之前，周恩来总理的叮嘱仍在耳边回响。 在他的努力下，中德关系得到显著改善。 毛泽东的名字在德国深入人心，许多民间团体和工作站纷纷以其名字命名。 1955年，他作为驻外大使，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军队的军衔评定，并被授予了预备役中将军衔。 1955年，姬鹏飞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并于1972年晋升为外交部部长。 在此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姬鹏飞是外交部少数几位从副部长直接晋升为部长的人之一。 1971年，亨利·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非秘密之旅。 当基辛格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时，场面并非热闹欢迎，没有鲜花和人群，仅有一小队外交官员迎接，领头的是姬鹏飞。 此时，基辛格在前往迎接队伍的路上，看到了悬挂的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基辛格在宾馆中再次看到了类似的标语。 然而，姬鹏飞以轻松的方式解释说，这些仅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客人是持欢迎态度的。 1972年，尼克松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访华，他的行程更多关注于安全事务。 黑格在与姬鹏飞的会谈中提出了一些敏感的安全要求，希望中国方面提供潜在威胁人员的名单。 姬鹏飞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明确表示中国不存在任何恐怖分子。 访问期间，美方还希望在中国境内建立卫星地面站以便转播尼克松的访问活动，但这一要求同样遭到了姬鹏飞的坚决反对。 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由中国购买并使用美国的卫星转播设备。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的谈判桌前，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交锋尤为激烈。 罗杰斯试图以不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改善中美关系，姬鹏飞明确表示，关系正常化必须建立在正式外交关系基础之上。 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在双方的谈判中，田中的某些表述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特别是他轻描淡写地将侵华行为描述为“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 在紧张的谈判和周恩来的坚持下，田中最终修改了措辞。 中日最终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姬鹏飞被任命为中央外交领导小组组长，并于同年9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点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谈判。 1983年，姬鹏飞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在谈判初期，英方不愿讨论香港主权问题，多次会谈无果而终。 姬鹏飞召开了专门的会议，提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度调整表述。 1984年，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年底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1985年，中央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姬鹏飞担任主任。 在多次赴香港听取意见并对草案进行修改后，1990年，基本法正式通过。 参考文献：[1]宗道一.姬鹏飞——医生·将军·外交家[J].沧桑,2001,0(5):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