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有人在地主傅德辉家搜出一张100大洋的欠条，署名竟然是“朱德”。朱总司令得知此事后，立马告诉工作人员：“赶紧将傅德辉接来北京！！！” 1950年冬天，四川省长寿县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清点财产，将所有可疑的文件和账本都仔细排查一遍。 这一天，工作组来到了当地一位大地主傅德辉的家中。傅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光是田产就有数百亩，在解放前在当地颇有势力。 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开始对傅家的房屋进行细致的搜查。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偏房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箱。 打开木箱后，工作人员发现了许多发黄的纸张，大多是些地契和借据。就在这些纸张中，一张特别的字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张字条看起来年代久远，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上面写着＂借得傅德辉名下大洋100块＂，落款人竟然是＂朱德＂。 工作人员立即召集傅德辉询问此事。面对工作人员的盘问，傅德辉坦然承认了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他解释说，这是二十多年前在德国留学时借给朱德的钱。当时朱德准备前往苏联继续深造，手头十分困难，才向自己借了这笔钱。 工作人员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发现。很快，这个消息就通过电报传到了北京，送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办公桌上。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傅德辉作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优秀毕业生，获得了赴德国留学的机会。他的导师认为德国在化学工业领域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建议他去那里深造。 傅德辉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来到了德国。他在柏林大学专攻化学工业，为将来回国建设做准备。 就在同一时期，一位中年军人也来到了德国。这个人就是朱德，他已经不满足于军队生涯，希望寻找一条真正救国的道路。 在德国，朱德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开始深入研究这些进步思想，并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 1925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也纷纷行动起来，朱德积极参与组织工人集会，声援国内的斗争。这些活动引起了德国当局的警惕，他们认为这破坏了社会秩序。 很快，德国警方就逮捕了朱德。这次入狱让朱德失去了在德国继续学习的机会，组织上建议他转赴苏联深造。 但是此时的朱德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连基本的旅费都无法筹措。就在这个困难时刻，他想到了同在德国留学的傅德辉。 傅德辉虽然不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当朱德找到他借钱时，他二话不说就拿出了一百大洋。 这一百大洋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朱德郑重地写下了借条，承诺日后必定归还。 从德国学成归来后，傅德辉回到了四川老家，开始实践他的实业救国理想。他利用在德国学到的先进技术知识，创办了一家现代化的水泥厂。 这家水泥厂在开办初期发展得很好，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形势急转直下。 在抗战期间，不少外国资本看中了傅德辉的工厂，多次派人来谈收购事宜。面对利益诱惑，傅德辉始终坚持民族工业的立场，拒绝了所有合作提议。 因为这种坚持，傅德辉的水泥厂遭到了各方势力的打压，官府借机收取重税，外资势力则采取各种手段阻挠。最终，这家承载着他实业报国梦想的工厂不得不关门停产。 到了解放后，作为地主成分的傅德辉面临着新的困境。他的家产被清查，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就在这个时候，那张尘封多年的借条改变了他的命运。朱德在得知此事后，立即表态为傅德辉作证。 朱德在电话中特别强调：＂他是个搞科学的，是个难得的人才。＂这句话体现了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195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和政府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成分论英雄。 在这样的背景下，傅德辉获得了重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西南工业部委员，负责指导区域内的化工业发展。 在新的岗位上，傅德辉将自己在德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全部用于服务国家建设。他为西南地区的化工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这个案例成为了新中国人才政策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开始注重对专业人才的使用，超越了单纯的阶级观点。 一张旧时的借条，不仅见证了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情谊，更反映了新中国对待人才的政策转变。它展示了党和国家在建设时期是如何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 傅德辉的经历说明，只要是真正有才能、对国家建设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都能在新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储备了大量人才。 时代的浪潮中，朱德和傅德辉这两位当年的同窗，虽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最终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个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建功立业，一个在科技和工业领域发挥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