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还不到一个月。突然，一位女作家发表了4000字的长文，她痛骂鲁迅是：衣冠败类、奸恶小人、枉为人师、无脸无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一位备受瞩目的女作家苏雪林。她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 在1927年之前，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推崇。她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虽然她并未正式跟随鲁迅学习过。 当时的苏雪林在文章中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曾撰文称赞《阿Q正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杰作＂，并将鲁迅的创作手法与果戈理相提并论。 在北京文学圈，苏雪林经常出现在鲁迅参加的文学活动中。她对鲁迅的创作进行过多次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都带有明显的崇敬之情。 然而，这种表面的和谐在193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文化界都沉浸在悼念气氛中。 出人意料的是，仅仅不到一个月，11月12日，苏雪林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长文。这篇四千余字的文章，完全颠覆了她此前对鲁迅的评价。 在这篇文章中，苏雪林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她指责鲁迅的杂文尖酸刻薄，说他为人褊狭阴险，是一个＂无廉无耻＂的人。 这种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文人都对苏雪林的做法表示不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苏雪林在文章中对鲁迅的批评，几乎都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支持。她的文字充满了主观臆测和情绪化的表达。 苏雪林对鲁迅的批评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呈现出系统性和持续性。她的批评从鲁迅的求学经历开始，一直延伸到其整个人生轨迹。 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苏雪林首先针对鲁迅的求学经历展开抨击。她特意强调鲁迅频繁更换学校的经历，将这种变动归因于鲁迅无法与人和谐相处。 对于鲁迅在南京路府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的学习经历，苏雪林都进行了恶意解读。她将正常的学校转换描述成一种难以适应环境的表现。 在批评鲁迅的教书生涯时，苏雪林又搬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她提到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一个化学实验事故，暗示这是因为鲁迅对学生抱有成见。 这些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雪林对鲁迅童年经历的解读。她将鲁迅家道中落后不得不典当家中物品的经历，解释成形成其＂偏激性格＂的原因。 胡适对苏雪林的这种批评方式提出了异议。1936年12月12日，胡适给苏雪林写了一封信，认为评价一个人应该持平，既要看到缺点，也要承认优点。 胡适在信中特别提到，对鲁迅的评价应该集中在其思想和作品上，而不是纠缠于个人生活细节。这封信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苏雪林批评方式的普遍看法。 在1966年，苏雪林又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了更长的文章继续批评鲁迅。这次她把批评重点放在了鲁迅的性格特征上，声称鲁迅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为了支持这一论点，苏雪林搜集了大量关于鲁迅日常生活的细节。她提到鲁迅喜欢在枕头下放一把小刀，用这个细节来证明鲁迅性格多疑。 这些批评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学者对苏雪林的批评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她的论据缺乏说服力。 在整个批评过程中，苏雪林始终采用放大个别事件、断章取义的方式。她把一些普通的生活细节都解读成鲁迅性格缺陷的证据。 这种批评方式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反弹。多位学者指出，苏雪林的批评缺乏学术性，更像是一种带有个人情绪的攻击。 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内政治势力分化严重，文化界也随之分成不同阵营。 这个时期，政治立场开始深刻影响文化人的言论和创作。许多原本纯粹的文学讨论，都被裹挟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苏雪林对鲁迅态度的转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1927年之后，苏雪林逐渐向国民党靠拢，她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她对鲁迅的评价。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态度是敌对的，认为鲁迅的文章对政府极为不利。 苏雪林在台湾期间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她在1966年发表的《鲁迅传论》，正是在台湾当局大力推行＂反共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完成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时机和内容，都显示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文章中对鲁迅的批评，实际上是在配合当时台湾的政治需要。 从个人层面来看，苏雪林的行为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选择。她通过批评鲁迅来表明立场，获得政治上的认可。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文化界并非孤例。不少原本与鲁迅交好的文人，也都因为政治立场的改变而与鲁迅渐行渐远。 然而，这种以政治立场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做法，违背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真正的文学评论应该建立在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