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离婚8年的徐志摩，给前妻张幼仪打了个电话，哀求她赶紧回老家。张幼仪大吼：“你妻子是陆小曼，不是我！”徐志摩几近绝望：“你来就好了！” 1930年的一个清晨，张幼仪接到了一通急促的电话，传来的消息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急切的声音，告知她徐家老太太病情严重，需要她立刻返回硖石。虽然她与徐志摩的婚姻已经结束超过八年，且徐已与陆小曼步入婚姻的殿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仍旧让她心生波动。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张幼仪陷入了短暂的挣扎。虽然心中涌起回去的冲动，但她清楚，作为前儿媳与陆小曼在一处可能会引起尴尬甚至是冲突。考虑到往昔的情感纠葛和现实的复杂性，她最终做出了决定，决定不亲自前往。 她向徐申如表明了自己的决定，但为表孝心，她选择派遣亲信将自己的孩子阿欢送往徐家，以此表达对前家庭的关怀和对老太太的敬意。 在1930年的一个夏季，张幼仪与前夫徐志摩在火车站重逢，短暂的会面后，她将他们的儿子阿欢托付给徐志摩，随后徐带着儿子乘火车前往乡下看望生病的家长。 尽管与徐志摩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张幼仪对徐家，尤其是对老太太的情感依旧深厚。她和老太太的关系一直很好，即使在离婚之后，老太太仍对她有着不减当年的关怀与爱护。知道老太太病重的消息，张幼仪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徐申如后来再次拨通了张幼仪的电话，他的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期待：“你为什么还没来？”张幼仪回应道：“我已经离婚，徐家的事情应该由陆小曼来处理。”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她对以往生活的一种划清界限的决绝。 电话那端，徐申如沉默了片刻，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张幼仪挂断电话后，心情依旧沉重。
当夜深人静之时，徐申如的电话再次打来，他语气急切，几近哀求：“家里没有一个懂事的女人，你必须要来帮忙。”这次，张幼仪的回答更加坚定：“为什么一定要是我？我和徐志摩已经离婚，你们应该找他解决。”徐志摩接过电话，语气无奈：“我懂些诗书，却不懂医术，怎能独自应对母亲的病情？” 张幼仪的回应则更加明确：“徐志摩，我们已经没了关系，你的妻子是陆小曼，处理这些家务应该是她的责任。如果我去了，碰巧陆小曼也在，那么这个屋子里的局面你想象得到。” 其实，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对徐家来说，是一场从未平息的风波。尤其是徐家的母亲，对陆小曼的不满几乎达到了极点。徐家内部由于陆小曼的行为和徐母的强烈不满，氛围一直紧张异常。 当徐家面临母亲病重的危机时，徐志摩深知陆小曼无法担负起家庭重任，他对张幼仪表达了绝望的请求，希望她能回来主持家中的后事。徐志摩这样做实际上是承认了在处理家庭大事上，陆小曼的不足，以及张幼仪的重要性和能力。在得知徐志摩的态度后，张幼仪决定回到徐家，确保在处理徐母丧事时不再受到任何不公平对待。 在徐老太的生命末期，张幼仪重回硖石，投入了对这位长辈最后的关怀与安排中。虽然与徐志摩的婚姻已成过往，但她对徐家的责任感未曾减弱。当徐老太在两个月后辞世，张幼仪承担起了葬礼的所有筹备工作。 张幼仪以她对传统葬礼程序的熟悉，精心组织了徐老太的丧事。她不仅亲手为老太太装备寿衣，还在衣物上缝制了珍珠，象征着尊重与哀悼。在丧礼上，张幼仪还安排了僧侣来做法事，确保一切按照传统礼节进行。她还特别关注细节，如聘请专人哭丧，以及确保徐家唯一的孙子阿欢以适当的礼节向祖母致敬。 陆小曼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她作为徐家的儿媳，本应在丧礼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她直到丧礼即将开始前才抵达硖石，且在筹备过程中几乎未作任何贡献。 张幼仪的这种无私奉献，甚至延续到徐志摩因飞机事故意外去世后的情形。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中，陆小曼的反应是拒绝接受现实，她不仅拒绝认领遗体，对于葬礼的安排也漠不关心。而张幼仪，作为徐志摩的前妻，却挺身而出，承担起了葬礼的全部责任。 在葬礼的筹备过程中，张幼仪坚持按照中国的传统礼仪来安排，而陆小曼则提出应该让徐志摩穿西装，以符合其生前的西化品味，张幼仪表示拒绝。 尽管陆小曼对张幼仪因此心生怨恨，但社会和家族内部的普遍看法更倾向于支持张幼仪的决定。在徐志摩的葬礼上，与会者普遍对张幼仪表示慰问，对陆小曼则显得冷淡。 徐志摩去世后，张幼仪和她的儿子阿欢成为徐申如生活中的依靠。直到1944年徐申如去世，张幼仪依然是主持葬礼的中心人物。 在徐家的这段历史中，张幼仪不仅展现了她对家庭的深情，也体现了她在面对重大家庭变故时的责任感。这一切都证明了，尽管曾被伤害，张幼仪对徐志摩的爱与奉献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