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1907年，黑龙江省穆棱县迎来了一个女婴的诞生，她就是田仲樵。出生在一个爱国家庭的田仲樵，从小就耳濡目染父母的革命精神。她的父母虽未正式加入革命组织，却在建立＂田氏澡堂＂后，将其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为情报传递贡献了巨大力量。 受父母影响，田仲樵在1931年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洪流，次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交通员。 在中共吉东特委的领导下，田仲樵与同志们一同开辟了一条从穆棱县通向苏联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打破了日军对中苏边境的封锁，为双方物资输送和情报交流提供了生命线。为了摸索这条路线，田仲樵扮演过各种角色——乞丐、农妇、采药人、寻亲者，历经数月的危险勘察，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除了常规的交通员工作，田仲樵还利用城乡商贩的身份建立起一套精密的情报网络。她借着走街串巷卖货的机会，将情报隐藏在普通商品中传递，既不引人注目，又能确保信息安全送达。 然而，风险不仅来自敌人的监视，有时也来自身边最亲近的人。田仲樵的丈夫荀玉坤，曾经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两人新婚时他兢兢业业，努力维持家庭生计。不幸的是，荀玉坤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整个人性情大变，变得好吃懒做，整天躺在家中享受鸦片带来的短暂快感。 为了维持这昂贵的瘾好，荀玉坤不断向妻子要钱。当田仲樵拒绝给他钱后，他开始对妻子起疑，私下跟踪她的行踪。为了金钱，他将妻子的行踪出卖给了日军。 1939年，田仲樵被日军逮捕，关进了监狱。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日军对她使用了种种残忍手段：竹签钉指甲、电刑、水刑、老虎凳等等，每一种都足以让常人崩溃。 在审讯过程中，田仲樵巧妙地使用＂装疯卖傻＂的策略。有时她装作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有时又故意说一些前后矛盾的话，让敌人始终摸不清她的真实身份。 然而，随着折磨的继续，田仲樵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浑身是伤、血肉模糊的她，知道必须改变策略才能生存下去。在一次特别残酷的审讯中，她突然大喊：＂太君，别打了，我全招！＂ 日军审讯官闻言，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轻蔑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荀玉坤才是你们应该注意的人。＂田仲樵语气恳切地对日军说，＂他为了获得你们的信任，不惜牺牲我这样的小人物。＂ 这番话让日军将信将疑，为了确认真相，他们决定将荀玉坤带到审讯室与田仲樵当面对质。荀玉坤被带进来时，正对着日军点头哈腰，一副谄媚的样子。他向日军反复强调田仲樵确实是地下党员，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妻子设下的陷阱。 田仲樵见到丈夫后表现得十分激动，控诉他为了自保出卖自己这个＂小角色＂。这一番表演让日军怀疑起了荀玉坤的真实身份。荀玉坤当然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地下党，越是否认，在日军眼里就越显得可疑。 日军认为田仲樵提供的线索有用，暂时停止了对她的酷刑，改派她去洗衣房干活。这对田仲樵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也是实施下一步计划的绝佳时机。 在洗衣房里，田仲樵的双手被冰冷的水冻得发紫，但她并未就此放弃。正当她埋头洗衣服时，一条熟悉的裤子映入眼帘——那是她亲手为丈夫缝制的。从针脚到面料，她都再熟悉不过。荀玉坤刚被日军抓起来，换下的衣物恰好送到了田仲樵手中，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田仲樵迅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重要信息，声称荀玉坤的卧底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需要前往下一个联络点获取新任务。为增加可信度，她不仅在纸条上写了一个真实但已废弃的联络点地址，还在衣物上做了特殊记号——用红色线头在领口处缝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十字形状，这是她与地下党同志们曾经使用过的识别暗号。 随后，她巧妙地将纸条塞进了裤子上一个隐蔽的口袋中，确保日军在仔细检查时能够发现。 不出所料，日军很快发现了纸条和衣物上的特殊记号。他们派人前往纸条上提到的联络点进行侦查，发现那里确实有过地下党活动的痕迹。这一发现让日军深信荀玉坤就是地下党的重要卧底，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他们没有再对荀玉坤进行审讯，而是直接处决了他。 荀玉坤死后，日本人对田仲樵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认为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人帮助他们铲除了一个危险的卧底，因此放松了警惕。 田仲樵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群众的帮助下，她选择了一个守卫最松懈的时刻，成功逃出了日军的魔掌。回到组织后，她继续投身于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虽然之后田仲樵又两次被捕，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折磨，甚至一度精神失常，但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机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才重获自由，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慢慢恢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