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关露躺在病床上，组织上派人告诉她，她的问题已经查清，她不是汉奸。闻言，关露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不久，她选择自杀！ 关露的父亲学识渊博，精通诗书，却在关露年幼时便去世。在那个年代，母亲依旧坚持让两姐妹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然而，母亲的健康在多年的辛劳中渐渐衰退，于1923年去世。 二姨安排她嫁给一名银行经理。于是关露逃离了二姨家，带着妹妹一同逃往上海。 关露在上海重拾学业，凭借自己的才华，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 在大学里，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关露渐渐意识到，自己更要为民族的未来贡献力量。在大学期间，她很快因其大胆的笔触崭露头角。 她的作品《她的故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继而，她创作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成为了当时民国时期的代表性女作家之一。 1932年，年仅25岁的关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她的文学作品开始向社会、政治发声。她积极参与电影歌曲《春天里》的创作。此外，关露还亲赴抗前线慰问英勇的士兵，并将他们的事迹写进散文诗《悲剧之夜》。 在上海，关露开始更加深入工人阶级，通过举办夜校和读书班等方式，唤醒工人的思想。她的工作也得到了革命组织的高度认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成为了一座“孤岛”。 两年后的某个夜晚，关露正在修订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时，突然接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命令，要求她尽快前往香港与廖承志接头。 她原以为这次行动是为了进行文学工作，但当她与廖承志见面时，她被指派接触并策反汪伪特务组织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 李士群早年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深藏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中。被敌人捕获并遭受酷刑后，他最终选择投降，加入了日伪政府，成为了汉奸。组织决定派出特别人物来策反他。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因善意救助过李士群的妻子和孩子，李士群对此始终铭记心间。胡绣枫深知此时她在国民党中已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无法脱身，便推荐了姐姐关露。 关露之前从未接触过间谍工作。 关露开始接触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提出自己希望能够找份工作谋生。 她将关露引入了“76号”。 然而，关露初见这座阴暗的牢房时，这里关押的是无数被日伪政府迫害的政治犯。 每一次与李士群的接触，关露都在微妙的交流中获取线索。 李士群逐渐察觉到关露的真实意图，但他并未立即揭露她的身份。 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关露向他表示“老朋友”希望与他见面。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终于决定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1942年，李士群和党组织的代表潘汉年成功会面， 李士群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许多被日伪政府威胁的村庄得以幸免。他的情报帮助新四军成功越过封锁线，并且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的安全，甚至有一些被囚禁在“76号”的进步人士在李士群庇护下逃脱。 1942年，潘汉年指派她进入《女声》杂志社，这是一家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情报部共同运作的杂志。 关露被要求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进入这家杂志社，暗中宣传反战和爱国主义的文章。她巧妙地伪装成一位文艺青年，并与杂志社负责人佐藤俊子建立了亲密关系。 关露还逐渐培养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年轻文学人才。然而，关露的“汉奸”之名在上海民众中早已传播开来。 1943年，日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关露被派往日本作为中国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在会议上，日方要求关露发表一篇题为《大东亚共荣》的演讲，然而，关露深知这与她的立场不符，因此成功地将演讲题目更改为《中日妇女文化交流》。 回到上海后，关露曾向妹妹胡锈枫表达过想要前往延安的心愿。然而，组织要求她继续留在上海。 1945年，关露接到消息，佐藤俊子因病去世。在失去这位朋友后，关露继续负责《女声》的工作，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党政府开始展开大规模的“肃奸”行动，关露被迅速列入“汉奸文人”的名单。她被迫逃离原本的生活，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关露本以为能重新开始，在《新华日报》编辑部时，社长为她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但却警告她不要使用自己的原名“关露”。 这一刻，关露意识到，她的历史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周围人因她的过去而对她产生误解。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她终于得以释放。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长期的精神压力也让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1975年，她从监狱释放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疾病缠身的老人。她重新回到了组织的工作岗位。 1980年，因患上脑血栓，行动不便，王炳南伸出援手，给予她帮助。两年后，75岁的关露最终因病去世。 参考文献：[1]王芳.关露的新诗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123-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