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华国锋公然违背毛主席意愿，做出一决定，对后世影响深远！
1976年9月8日夜晚，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缓缓地驶出。车内载有的是毛泽东主席的遗体。车辆的目的地是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这是一个为公众瞻仰而准备的场所。
多年前，毛泽东已经对自己的后事作出了安排，他本人是个对生死看得很开的人。在多次与私人医生吴旭君的深入交流中，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关于身后事的想法，他主张火葬，并希望自己的骨灰被撒在长江中，以此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甚至幽默地提出，这样可以“偿还”他生前食用鱼类的债务。
1965年，毛泽东还推动了全国的殡葬改革，倡议火葬以节省土地。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亲自在倡议书上签字，表明了自己对这一改革的坚决支持和负责态度。他甚至在会上鼓励大家，不必在追悼会上过于拘束，要以平常心对待生老病死。
在毛泽东的生命末期，1976年的一个晚上，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这场会议，电话中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华国锋急忙赶往新建的泳池旁住所——202号房，这是毛泽东为了避免唐山大地震后可能的余震而暂时搬入的。当华国锋到达时，毛泽东已无意识，生命垂危。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202号会议室内紧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华国锋在会上提出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公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并组织追悼会；其次是如何处理毛主席的遗体。这两个议题立即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部分领导人基于毛主席生前的意愿，坚持要对遗体进行火化，认为这既符合其本人的意向，也响应了他生前推广的火葬政策。另一些领导人则强烈反对火化，他们情感激动，声称毛主席是民族的救星，他生前每一次出现，总能吸引无数群众的目光，人们只为一睹他的风采。他们认为应当尊重广大人民的愿望，将毛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以便人民可以持续瞻仰。
华国锋最终赞成了保留遗体的提议。在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最终决定制造一个水晶棺，用以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尽管这一决定背离了毛主席生前的愿望，但在许多人看来，作为国家的建立者和民族的光辉，毛主席的肉体与精神同样是国家和民族的珍贵财富。
在紧张而充满压力的夜晚，多场会议被召开以确保遗体处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徐静、刘湘屏以及其他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在华国锋的监督下，完成了遗体的防腐工作。
在此期间，党中央迅速决定建立毛泽东纪念堂，并计划制作水晶棺以长久保存其遗体。经过多次讨论，最终选择了一处安全隐蔽的地点——编号为769的设施，原是一家医院的地下室。
毛主席的悼念仪式在9月17日下午结束，但他的遗体和精神的影响却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当毛泽东主席的遗体被运送到编号为769的设施时，它立即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药液中。这种药液参考了古代长沙马王堆辛追夫人使用的防腐配方，具有极强的防腐效果。在确保了遗体的初步安置后，接下来的紧迫任务便是制作一副水晶棺，以供长期保存和瞻仰。
这项被视为光荣使命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北京的一家玻璃厂。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团队成员坚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多次试验后完成了水晶棺的制造。
在成功解决棺内温度恒定和排除内部热量这些技术问题后，水晶棺的制作和安装工作顺利完成，与此关于纪念堂的地点选择也在激烈的讨论中展开。华国锋亲自处理这一任务，提出了四个可能的选址，最终的决策需要考虑到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意义。
一旦选定了地址，中央政府立即从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广西等八个省市紧急召集了40余名在建筑和美术领域有显著成就的专业人员。这些精英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并决策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
在华国锋的指导和最终决策下，一项方案脱颖而出，被选为毛主席纪念堂的正式设计。华国锋不仅确定了设计，还亲自为纪念堂题写匾额。在决定了设计方案后，工程迅速启动，需要动迁的正阳门两侧和东西交民巷的居民们显示了高度的配合精神。
面对北京严寒的冬季，华国锋在1976年11月24日毅然决定开工，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华国锋亲自挥铲开土，象征着这一宏伟工程的正式开始。自此，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建设，到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终于落成。
在纪念堂建成之夜，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缓缓从769驶出，运送毛主席的遗体至新建成的纪念堂。遗体随后被安放于水晶棺中，为9月9日举行的纪念堂落成典礼做准备。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一周年之际，纪念堂正式对公众开放，消息一出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当时中国的交通设施远不如现在发展，但依然有无数民众不远千里来到北京。
自1977年至1998年1月，据统计，毛主席纪念堂已接待了超过1.1亿人次参观。尽管建立纪念堂并非毛主席个人的愿望，这一场所已成为传承革命传统的重要地标，其意义远超过简单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