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驻守南阳的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凌云眼看南阳不保，就武力裹挟着当地学生、居民等一万余人仓皇逃往新野。 1948年10月，国民党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意识到南阳的战略地位已不可守，他下令南阳的守军应做好撤退准备。在这种背景下，白崇禧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措施，命令王凌云将南阳的中学生及其他被认为“有用”的年轻人带离南阳，以免这些人才落入解放区手中。 王凌云于1948年11月4日采取行动，仓促将南阳城内的14所中学的师生集中起来，准备南撤。这些学校包括南阳中学、复兴中学等，几乎涵盖了南阳所有的中等教育机构。当时被迫撤离的师生共计5000余人，他们在没有得到和亲人告别的机会下，被迫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南逃之旅。 这批学生和教职员工最初的目的地是信阳，但旅途并非一帆风顺。在途中，王凌云还利用两次大会向学生们散布谣言，称南阳已被共军占领，严重夸大了战事的破坏情况，以此来促使学生继续向南移动。11月6日，王凌云在新野县城进一步组织了师生的编队，强化了军事化管理，确保这次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在军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 11月8日，这支队伍到达襄阳，女学生被安置在城内，而其他学生则住在城西的广德寺。虽然部分学校在此恢复了上课，但环境恶劣加上饮食习惯的差异，使得许多学生身体受到了极大的考验，疾病和困苦开始在师生中蔓延。 1949年冬天，随着淮海战役的激战，国民党军队的战场失利不断。襄阳地区的南阳学生们，因军事撤退的压力而被迫南逃。这场长达两个多月的逃亡生活，始于12月26日，当时王凌云指挥部命令所有人员在炮火中南奔，一路上经历了冰封的自忠、乐乡关、荆门等地，终于在1949年1月2日抵达江陵、沙市一带。 此时此地，王凌云的部队被宋希濂所收编。宋希濂的蛊惑下，一部分学生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同时，这段时间，学生们饱受饥寒交迫之苦，沿途不得不乞讨要饭以求生存。 1949年初，南阳的师生群体在汉口的河南省教育厅展开抗议，要求复课。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随后安排这些师生渡江至湖北的枝江和宜都复课。1月13日，公立学校学生登陆枝江，而私立学校师生则到达宜都。然而，这里的供给几乎中断，学生们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仍需四处借粮求生。 2月12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全中国，这些学生又开始了新的长途跋涉。枝江的学生向武汉方向撤离，而宜都的学生则向湖南衡阳方向前进。经过连续的迁移和艰难跋涉，公立学校的学生们最终在4月10日左右被迁移到湖北蒲圻的羊楼洞。由于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学生逃走，有些则加入国民党军队。汉口、蒲圻解放后，多数学生返回解放区。 在湖南衡阳，另一部分南阳师生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示，成立了“国立豫衡联合中学”，胡毓瑞担任校长。这一行动始于2月25日，学生们从枝江、松滋经多地，历尽困难抵达衡阳。尽管一部分学生中途逃跑，但学校在衡阳成立后不久因战事再次迁移至零陵城南山沟，并恢复了教学。 1949年夏天，师范部和高中部的300余名应届毕业生面临经济困难，部分人因此加入国民党军队。9月，解放军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解放军部队在零陵接见了流浪的教师和学生，举行联欢会，庆祝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吸引了一部分学生加入解放军，结束了他们漫长的流亡生涯。 1949年10月初，胡毓瑞校长接到命令，前往广西桂林寻找新的校址，这是南阳中等学校的一段艰难历程的开始。 当张子静接任代理校长后，学校决定将师生迁往贵州遵义。为了便于行动，学校决定分批出发，师生们被分为西批。不幸的是，第二批师生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遭遇了解放军，并被迫从冷水滩车站返回南阳。 而第一批已经迈开步伐的师生们，经历了连绵的雨水和艰难的行军，用了五天时间抵达广西的全县。从全县出发，他们向桂林、柳州进发，但途中情况却急转直下。他们被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六团裹挟，向广西百色撤退。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们经历了十万大山的高山密林、枪林弹雨和悬崖峭壁，加上瘴气和食物短缺，导致超过一半的人数在途中掉队、失联或死亡。 历经两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幸存的师生随军队抵达广西南部靠近中越边境的地区，包括隆安、同正、崇善、龙津等地。在这里，国民党军队的黄达云军长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取得联系，决定将这些师生转移到台湾。 1949年12月，幸存的约300人进入越南国境，经过谅山到达越南北部。由于各种原因，这批学生连同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军队，在越南滞留了超过三年。直到1952年4月，这批师生才从越南南部的富国岛出发，前往台湾。1953年6月，与富国岛上的其他学生一同，南阳师生终于结束了长达四年零七个月的流浪生活，抵达台湾。 这场裹挟行动的后果十分惨痛。原本的5000名师生中，绝大多数在途中死亡、散落或被迫加入军队，而能够最终抵达台湾的仅有19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