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今天是安杰依·瓦伊达诞辰 99 周年[蛋糕]
凡对欧洲影史知悉一二的人，对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大名几乎等同于影片的不朽品质和对时代困惑的不断回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在波兰人民和其他欧洲人中涌现的新问题、浮现的新困境，他解答疑虑、摸索出路。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欧盟成员国间讨论不断，在此种背景下，瓦伊达开始指导拍摄根据经典浪漫主义诗歌改编的《入侵立陶宛》(Pan Tadeusz，又作《塔杜施先生》)，尝试在片中给出他的解读。
瓦伊达以往的作品一经问世，总是在波兰和全世界精英阶层导演和观众间引发热议、作为艺术电影得到极高的评价。不同于前作，《入侵立陶宛》作为商业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成绩仅限于波兰电影市场，依然卖出了六百万张电影票。这个成绩十分惊人，波兰电影市场从未被本土制作占据如此大份额，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波兰和欧洲电影史上也属罕见例外。
《入侵立陶宛》没有按照瓦伊达过去其他片子的手法拍摄，它并没有让波兰的声音响彻国际。如果说瓦伊达的新写实主义三部曲（抵抗三部曲）《一代人》(Pokolenie, 1954)、《下水道》(Kanal, 1957)和《灰烬与钻石》(Popiol i diament, 1958)，成为了诸如马丁·斯科塞斯等人的灵感来源；亦或者他的双子作《大理石人》(Czlowiek z marmuru, 1976)和《铁人》(Czlowiek z zelaza, 1981)是唱着颂歌从铁幕后走来的信使，那么《入侵立陶宛》则试图回应后转型时期波兰面临的一系列的需求和问题。它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它的家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
在波兰，《入侵立陶宛》因为它美学和形式创新上的缺失遭到一小部分影评人的诟病，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为个别人所不齿。然而，在深陷狂热的爱国主义与和为其后的波兰同僚们创造文化、文学、历史的准绳这两个向度之间，瓦伊达成功地达到了平衡。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的不确定性、夹杂在欧盟和联合国之间的焦虑感、经年累月外族压迫下形成的陈腐民族认同感的终结、社会巨变之时带来的巨大快感——身处21世纪（后）转型时期的波兰民族归属感被以上所有因素搅动得分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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