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初到山东时，军饷遭到克扣，这让他想起刘湘的遭遇，蒋介石批给刘湘一百万军费，刘湘派人去领取，克扣之下，只能实取二十万元，领款的人不敢领，去电请示，刘湘回电说：“能领多少领多少，总比没有强。” 1929年，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官员却在青岛度假，有的官员还以病假为由悠闲度日。在此后的1930年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严厉批评了党内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并警告与会者需加以防范和纠正。他希望通过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来提升党内的纪律和效率。 1932年，蒋介石再次批评了党内一些成员追求升官发财的不良趋势，指出他们冒充革命者的行为对党的形象和功能造成了损害。尽管他当时未将这些问题视为“严重”问题，但事实上，这些早期的腐败行为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腐败行为加剧，蒋介石在人事安排上越发任人唯亲，不论是否有才都可获得重用。战争期间，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和财政的管控，但内部官员却利用这一机会大肆私吞公款。蒋介石的姻亲，如宋子文和孔祥熙，利用掌管的职权聚敛了大量财富。据统计，国民党要员在海外的存款高达5亿美元。 军队中的腐败也日益严重，一些将领克扣士兵的军饷，对士兵进行欺压，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一些军官还利用兵权牟取私利，致使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和信任急剧下降。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许多国民党人自认为是抗战的功臣，心生奢望，期待获得功名和财富的回报。这种心态逐渐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贪婪。沦陷区庞大的财富成为了他们觊觎的对象，接收日伪政权的过程因此变质，演变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劫收”行动。国民党官员们争夺的不仅是物资，更包括房产、金银、票据、车辆及女性。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尝试通过法律和教育来纠正这一问题，如发布《战时军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并亲自下令严惩涉案人员。1942年，一名从香港归来的军需署官员因私藏钻石被枪决。同年，另一名涉及贪污和杀人的官员也被执行了死刑。 蒋介石对于一些小规模的贪腐行为，他能够做到雷厉风行，但涉及到政治家族或高级官员时，他的态度则显得迟疑甚至放纵。1945年，一位内部人士向政府检举中央银行的贪污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美金，背后的主谋竟是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尽管蒋介石在日记中严厉批评了孔祥熙，令其辞去总裁职务，但这起巨额贪污案最终以孔祥熙的辞职和几个小角色的处罚告终。 1948年，蒋介石派遣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进行所谓的“打老虎”行动，意在清除贪污和投机倒把。此次行动初期表现强势，不少小规模商人和官员被严厉打击。然而，当行动触及到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由于其母亲与宋美龄的亲属关系，此行动受到阻挠，最终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工资和福利变动代表着战争的严峻挑战和国家经济的剧烈波动。 1932年之前，国民党军队的薪资结构相对较为合理。根据历史记录，高级将领如上将月薪可达800元，中将500元，而上校和中校分别是240元和170元。相对于当时社会其他行业，军人的薪资显得较为优厚。比如普通士兵，如上等兵每月有12元，这在当时能与部分农民的年收入相媲美。 然而，随着1932年国难饷章的实施，这一薪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高级将领的薪资大幅度削减，上将的月薪降至240元，其他各级军官及士兵的薪酬也相应减少。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军官们的生活标准，也对士兵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例如，上等兵的月薪调整为8.5元，而最低级别的二等兵仅有7元。 这种薪资的削减在不同部队中的执行情况也大相径庭。部分如税警总团这样的精锐部队，由于财政支持充足，未必严格执行薪资削减政策。相反，如陈诚的第18军等则可能在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减薪。此外，一些地方军阀部队因经费紧张，士兵薪酬经常被克扣，如34师便有“士兵薪俸从未完整发放”的记录。 1938年及之后，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物价的急剧上涨，士兵的实际收入急剧缩水。1945年，尽管纸面上二等兵的月薪提升至900元，但考虑到物价上涨幅度，这一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生活改善。 此外，军饷的发放问题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军饷拖欠现象普遍，有的部队可能拖欠几个月，严重者甚至半年以上。这不仅造成了军人生活的困窘，还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1943年，在重庆，一斤猪肉的价格已达14元，一个上校的月薪290元在这样的物价面前显得十分微薄。 军队福利的差异也非常大。例如，胡宗南、汤恩伯等部因财政充足而能为士兵提供较好的福利，如建设眷村安置家属。但这样的待遇仅限于少数部队，大多数普通士兵很难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军人的低收入及福利差异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效能和士气。士兵的物质条件恶化导致身体状况堪忧，美国专家在1944年的体检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士兵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