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49年后，溥仪逐渐褪去了昔日帝王的色彩，开始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生活。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新的人生。 从1950年代开始，溥仪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开始在北京植物园当园丁。他主动要求参加劳动改造，表现出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1959年，溥仪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标志着他完全融入了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他认真履行职责，经常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通过十余年的转变，溥仪对新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在日记中记录对新中国发展的感慨，表达对国家建设成就的由衷赞叹。 1965年，年仅59岁的溥仪突然病倒了。这场疾病来势汹汹，很快就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溥仪的医疗问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注。周总理多次过问他的病情，并确保他获得最好的医疗条件。 尽管身患重病，但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溥仪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1966年，他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国庆活动。 同年，他又出席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些活动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重要公开露面。 1967年，溥仪的病情急剧恶化。尽管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但他的身体还是每天都在变差。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溥仪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深厚感情。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有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医院病逝。他的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见证了新中国对待历史人物的政策。 溥仪去世后，他的家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该以什么样的规格来安葬这位特殊的历史人物。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决断，是因为清朝的丧葬制度与现代社会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在1915年，当时年仅9岁的溥仪还在紫禁城时，清廷就已经为他规划好了陵寝的位置。按照当时的计划，他的陵墓将建在西陵附近，由著名的风水先生李青亲自选址。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规划早已无法实施。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原本的陵寝计划也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溥仪家属对于安葬规格的问题格外谨慎。他们既要考虑到溥仪作为前清皇帝的历史身份，又要顾及他作为新中国公民和政协委员的现实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溥仪的家属决定将这个问题上报给国家。这个决定体现了他们对新中国政府的信任，也显示出他们希望得到官方指导的意愿。 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个请示后，立即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作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他深知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丧葬问题，更是关系到新中国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示范。 经过深思熟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既尊重历史又符合现实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可以采取火化或土葬两种方式，由家属自行选择。 在安葬地点的选择上，周总理给出了三个选项：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其他适当的墓地。这些选项都是当时普通市民常用的安葬地点。 周总理的这个决定，实际上为处理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在周总理提出这个方案后，溥仪的家属表示完全赞同。他们认为这个安排既符合现实情况，又保持了应有的庄重。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溥仪的安葬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67年，溥仪去世后的第五天，家族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安葬事宜。 会议上，爱新觉罗家族的重要成员载涛提出了将溥仪骨灰存放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的建议。这个提议获得了家族其他成员的一致支持。 溥杰在会议中表示，这个选择能够充分体现总理的指示精神。他认为在特殊时期，选择一个大众化的安放地点是最合适的。 李淑贤作为溥仪的遗孀也对这个决定表示赞同。最终，在家族成员的陪同下，溥仪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5月29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会。这次追悼会的规格很高，参加人数超过300人。 出席追悼会的领导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乌兰夫、彭冲等重要政治人物。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宁一在会上发表了悼词。 追悼会的举行不仅是对溥仪个人的纪念，更是展现了新中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开明态度。这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第三个阶段发生在1994年，当时河北省易县修建了华龙皇家陵园。这个陵园的投资人张世义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 张世义认为，将溥仪的骨灰迁葬到这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迁葬仪式举行时，李淑贤亲自将骨灰盒送入墓穴。这次迁葬不仅是位置的改变，更是为溥仪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成熟与智慧。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重要的现实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