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病床上的母亲大限将至，紧紧拉住女儿的手，颤声说：“孩子，你已经结婚1

1963年，病床上的母亲大限将至，紧紧拉住女儿的手，颤声说：“孩子，你已经结婚13年了。妈临死前，只求你一件事，离婚吧！跟那个男人一刀两断！”女儿听完，愣了一会，随后扑倒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 1963年，台北市立医院的病房里格外安静。聂华苓站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母亲的面容比往日更加憔悴，但眼神依然坚定。 她用微弱的声音唤来女儿，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出了一番话。这番话让聂华苓如遭雷击——母亲请求她与丈夫离婚，结束这段长达十三年的婚姻。 听完母亲的话，聂华苓扑倒在母亲身上痛哭。泪水中，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母亲为了抚养她们姐妹所经历的艰辛岁月。 那是在1925年，母亲嫁给了一位军官。然而，在聂华苓出生七个月后，母亲发现丈夫在乡下早有正室。这个打击差点让母亲走上绝路，但襁褓中的女儿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之后，父亲因政治原因离世，留下母亲独自抚养五个年幼的孩子。 战乱年代，居无定所。但母亲始终坚持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1940年，母亲执意要送年仅14岁的聂华苓到恩施求学。在码头送别的那天，母女俩隔岸相望，泪水模糊了彼此的身影。这一别，便是聂华苓漫长求学之路的开始。 在国立中央大学求学期间，聂华苓遇到了王正路。那时的王正路风度翩翩，精通日语和英语。两人常在玄武湖畔漫步，享受难得的宁静时光。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毕业后的聂华苓前往北平寻找王正路。那是最后一班飞机，之后南北交通便中断了。就这样，两人在动荡中步入婚姻。 1949年，随着局势变化，王正路决定前往台湾。聂华苓带着家人一同南下。然而，看似平静的婚姻生活下潜藏着暗流。王正路的性格愈发暴躁，对妻子的社交活动极度排斥。即便是简单的待客寒暄，也会引发他的不满。他为妻子制定了诸多严苛的规矩，使原本活泼开朗的聂华苓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快乐。 后来，王正路独自去了美国。这一走就是好几年，对留在台湾的妻女不闻不问。婚姻名存实亡，但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聂华苓一直咬牙坚持着。直到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道出了那番话，仿佛要把女儿从这段痛苦的婚姻中解救出来。 此时的聂华苓，正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母亲病重，供职的杂志社被查封，同事被捕入狱，她本人也面临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每天醒来，都要面对无边的恐惧，靠着微薄的稿费和兼职教书来维持生计。而远在美国的丈夫，对这一切始终漠不关心。 母亲的离世让聂华苓陷入巨大的悲痛，但母亲临终前的那番话，却让她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母亲生前就已经看透了这段婚姻的本质——表面的平静下是无法弥合的裂痕。这个发现让聂华苓明白，母亲一直都懂得她的痛苦，只是未曾说破。 1963年的台湾，政治氛围紧张。在《自由中国》杂志社被查封后，聂华苓的处境更加艰难。她每天都生活在被监视的阴影下，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她只能靠写稿和教书来维持生计，抚养两个女儿。 生活的转机在一场偶然的酒会上出现。在那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人——保罗·安格尔。这位来自爱荷华的诗人对这位东方女子一见倾心。此后，保罗开始了执着的追求，但都被聂华苓婉拒。直到1964年秋天，由于工作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聂华苓最终接受了爱荷华大学的聘请，来到了美国。 在爱荷华的红楼里，聂华苓开始了新的生活。闲暇时，她和保罗会开车去海边，她看书，他游泳。两人还一同游历欧洲，足迹遍及德国、匈牙利、以色列等地。第二年，两个女儿也来到美国与母亲团聚。让聂华苓欣慰的是，女儿们很快就接纳了这位外国朋友。 1971年5月，在经过近七年的相处后，聂华苓与保罗终于步入婚姻。这一天，两个女儿开车送母亲去法院办理结婚手续，还笑称这是在＂送妈妈出嫁＂。从此，她们亲切地称呼保罗为＂老爹＂。 婚后的生活充满了创造力。1967年，夫妻二人在爱荷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这个项目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前来交流创作，为期三个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项目吸引了来自15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参与，其中包括白先勇、余华、艾青等中国作家。 这个计划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更在无形中化解了许多国家之间的隔阂。有一次，一位埃及作家和一位以色列作家因国家间的战争矛盾而发生冲突，但在三个月相处后，两人却在离别时相拥而泣。这样的场景，正是文学超越国界的见证。 时光飞逝，保罗最终先聂华苓一步离世。在之后的岁月里，聂华苓始终住在那座承载着与保罗回忆的老房子里。房子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具，诉说着那些曾经在此驻足的文学灵魂。 如今，97岁的聂华苓依然在坚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