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临终前请求安葬于北京，邓小平知道后连下两道命令。 1909年9月28日，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的一个普通家庭。17岁那年，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后，她跟随哥哥贺敏学上了井冈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1928年，当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袁文才将贺子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日常接触中，两人逐渐萌生感情，最终结为革命伴侣。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年仅26岁的贺子珍不幸受伤，身体里留下了一枚难以取出的弹片。 1937年，贺子珍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支撑继续艰苦的革命工作。尽管毛泽东曾力劝她留在延安，但贺子珍考虑到自己的伤情，决定前往医疗条件更好的苏联治病学习。 1938年寒冬，贺子珍怀着身孕抵达莫斯科。不久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柳瓦＂。莫斯科气候严寒，十个月后小柳瓦因肺炎不幸夭折。 在莫斯科期间，贺子珍辗转多家医院，希望能取出体内的弹片，但医生们的意见一致——弹片已与骨肉融为一体，强行取出风险极大。面对这一现实，她将精力转向学习，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希望学成后为祖国革命贡献力量。 在苏联学习期间，她与李敏、毛岸英、毛岸青保持联系，偶尔小聚，暂时缓解了思乡之苦。这段平静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联卷入战争。战争使得贺子珍一家被迫撤离莫斯科，补贴中断，生活物资短缺，不得不靠织袜子维持生计。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道：＂这比长征还要苦＂。 更为悲惨的是，1943年，因为照顾生病的女儿李敏与儿童院院长发生争执，贺子珍被送入伊万诺夫精神病院，被囚禁了四年之久，期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她用针线在被褥上悄悄绣出中国地图，这是她对祖国深切思念的唯一寄托。 1947年，王稼祥夫妇到达莫斯科，在得知贺子珍的处境后，多方奔走将她救出。当王稼祥询问她的打算时，贺子珍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我想回国。＂ 经过毛泽东的同意，1947年8月，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终于踏上归途，回到了哈尔滨。然而，她原本期盼能与毛泽东在北平重聚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组织上考虑到各种因素，安排她南下与哥哥贺敏学一家在上海生活。 定居上海后的贺子珍，虽身在繁华都市，心却飞向北京。1954年9月的一天，当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的声音时，她久久不愿关闭收音机，整夜守在收音机旁。次日家人发现她已神志不清、目光呆滞，不言不语也不进食。紧急送医后，毛泽东得知消息立即派女儿李敏前往探望，并亲笔写信嘱咐她要听从医嘱，按时服药，减少吸烟。这封信犹如一剂良药，贺子珍的病情逐渐好转，甚至在此期间戒掉了多年的烟瘾。 五年后的1959年7月，命运终于给了贺子珍一次与毛泽东重逢的机会。当时毛泽东提前到达庐山准备会议，而贺子珍正在南昌休养。7月8日，好友水静邀她共游庐山，贺子珍起初推辞，认为自己花公家的钱养病不应再出游，但在水静再三邀请下还是成行了。次日晚上，朱旦华神秘地将她带到庐山上的一座别墅，在二楼，贺子珍见到了阔别二十二年的毛泽东。相见一刻，二人无言，唯有贺子珍的泪水诉说着这些年的思念与艰辛。遗憾的是，这成为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能在水晶棺前与已逝的毛泽东再次相见。 病愈后的贺子珍多次向组织申请工作，都因身体原因被婉拒。尽管物质生活无忧，但无法为革命事业继续贡献的空虚感始终萦绕着她。为排解孤寂，她在上海、南昌、福州三地轮流休养，在一个地方待腻了便换到另一个地方。 1984年4月15日，一通来自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电话打破了孔令华家的平静。电话中告知贺子珍病情危重，中央已安排人接他们前往上海，机票也已备妥。李敏闻讯悲痛不已，一家人匆忙收拾行李赶赴上海。 抵达医院后，李敏见到了面容消瘦、呼吸微弱的母亲。询问不适之处，贺子珍只微弱地表示腹部疼痛。医生解释她持续高烧，全身疼痛难忍。在女儿陪伴下，贺子珍病情一度好转，但就在准备出院前两天，情况急转直下。 这期间，邓小平十分关心贺子珍的病情，第一道命令是从北京调专家前往会诊，并指示需要什么药物都可以提供。然而，面对75岁高龄且体弱多病的贺子珍，医疗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临终前，贺子珍向医护人员表达了希望能够安葬在北京，与昔日革命同志们长眠一处的心愿。这一请求通过医院报告上传到了中央。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跳逐渐减弱，最终化为一条直线，安详离世。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仿佛一切都已在那个庐山之夜诉尽。 得知贺子珍逝世后，邓小平立即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到一室。＂这里的＂一室＂指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专门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 就这样，经历了跌宕起伏一生的贺子珍，终于在革命的摇篮里找到了永恒的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