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审讯室里，特务头子的刀刃划开年轻女子的衣襟，当烧红的烟头烙在锁骨上时，25岁的刘惜芬咬紧牙关，她面前这个残暴的男人叫毛森，是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司令。 厦门鼓浪屿的深宅大院里，刘惜芬的童年浸透苦涩，生母被强纳为妾后自缢身亡，姐妹俩跟着姑母艰难度日，16岁那年考入博爱医院，却被迫在日占时期面对最残酷的医疗歧视——二楼住着养尊处优的日本病人，楼下挤满奄奄一息的中国同胞。 这个倔强的护士常在深夜翻出药品，给楼下同胞偷送退烧针，1942年寒冬，她冒险将垂危的中国病人背回住处，可惜终究没能救活，日本医生发现后厉声呵斥：“支那猪不值得浪费药！”这句话像尖刀刺进少女心里。 革命火种在黑暗中悄然萌芽，当她在医院后巷放走受伤的地下党员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胡慧敏递来的油印小册子，让这个看惯生死的护士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1949年5月，她正式成为地下党员。 厦门最繁华的舞厅里，身着旗袍的刘惜芬在国民党军官间周旋，谁也想不到这个明艳动人的“舞女”，正用红酒杯传递着城防布阵图，直到9月19日深夜，军统特务破门而入，搜出了藏在胭脂盒里的密电码。 老虎凳压断腿骨时，她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微笑；辣椒水呛入气管时，她听着远方传来的炮声低语，1949年10月16日黎明，厦门解放前最后的黑暗里，刽子手将她和十七名同志押往鸿山脚下。 这个从未拿过枪的姑娘，用染血的护士服裹着破碎的身躯，在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当晨光刺破云层时，鼓浪屿的三角梅正开得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