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文章的标题，很多朋友会迷惑不解：不同时代的两个名人，怎么会在一起握手呢？

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因为耿彦波市长用具体行动，实践和证明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超前的、先进的、极富前瞻性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正确性和英明伟大之处。

梁思成先生具有超前的，高度智慧的城市规划理念，而耿彦波市长是梁思成先生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的拥护者、执行者、实践者。

且听我娓娓道来。

新中国成立，经过社会各界反复讨论，提交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最后确定北京市为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市在元明清三代，累计800多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权力和行政中枢，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城市地位。

北京市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800多年的持续营建，古建筑和古遗迹众多，最著名的就是明清故宫、中轴线城市建筑、北京市古城墙。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北京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自此以后，北京市被新中国中央政府定性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了命运齿轮新的转动。

一般来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首都，只能被定性为政治文化中心，不能被定性为经济中心，要不城市承担职能过多，容易造成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城市污染严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可惜在建国之初，有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北京市兴建了很多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就被定性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古都北京被赋予的城市职能越多，新功能和老城区之间的矛盾越尖锐，越突出。

新的城市功能职能需要建设大量的新建筑物，数量庞大的建筑面积，来满足新的城市功能的人群的居住和工作需求。因为古都北京，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小心多环，发散性布局。明清时期的北京，是一个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中轴线上鸟瞰整个北京，一大片青灰色的四合院簇拥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阳光下灼灼生辉，简直是人间的仙境。

可惜现在古老的北京走到一个主要的命运十字路口：被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后，怎么很好地解决首都政治、商务和居住功能与老城市容积率，不能容纳数量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

建国后，面对这个尖锐而又严峻的问题，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联合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城市规划方案：“梁陈方案”：第一、全面保护古城，以原居民的生活、居住和旅游等综合功能为主，整体修缮保护；第二、在北京公主坟以西，另外建设新城，新城也有自己的中轴线，和古老的北京市的中轴线相互平行，取得呼应；新城可以采用现代化的建筑风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高容积率，以满足新政府的政治、文化、外交、居住等复杂功能的需求，也能满足未来数量庞大的人口的居住、学习和生活。

“梁陈方案”的城市规划等于在老城的西边另立炉灶，再造一个新城作为新政府的行政中心，兼具文化中心的城市职能。

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新城和老城之间有绿地和水系分隔

红色部分为新建的新城，也有明确的城市中轴线

梁陈方案规划图纸原稿

“梁陈方案”思想内涵是“新城老城、互不影响；新城老城、和谐共生”。

优点很明显：保护了古城，避免了以后大拆大建对古城的破坏；新城的建设满足了北京市作为新中国首都的政治文化功能；完美解决了上面提到的尖锐的矛盾问题。

梁思成先生设想的保留古城墙，改造城立体的城市公园

老北京的古老的城墙（可惜被拆除）

老北京的城墙及门楼（可惜被拆除）

老北京的城墙及门楼（可惜被拆除）

老北京的城墙及门楼（可惜被拆除）

缺点：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建设成本巨大，造一座新城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面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中国，财力捉襟见肘。

苏联专家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方案：不但把北京定性为政治文化中心，还定性为大工业中心城市。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中方和前苏联专家。中国方面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会上，前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作为首都，北京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前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

其时，北京内城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什刹海等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再加上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15万人左右，以及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因此，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是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

作为一名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例如，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以及能源方面的消耗？

再有，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60万人口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在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同前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

但是最终各种原因，苏联专家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采用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摊大饼”式的扩建规划方案。

苏联专家的方案优点很明显：可以利用老城原有的基础设施，节约成本，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纳60万人的各种类型的新建筑，不可避免地和老城的古建筑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建新建筑，必要对古建筑产生破坏。这是一个规划思路上的硬伤：从此以后北京走上了一条“摊大饼”的城市扩张发展模式，也走上一条在老城打补丁的建设模式，即不断拆古建筑，挖出空白，然后又新建现代化建筑，打上新补丁，从此以后，北京走上了缝缝补补的不归路，新老建筑物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了。

综合看来，梁思成先生的城市规划思想更超前，更先进，看问题的眼光更长远。无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城市规划方案不仅仅是学术之争了，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因素，一言难尽。

下面说耿彦波市长的大同城市规划思路。

耿彦波提出的大同城市规划发展思路：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紧固，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

耿彦波对梁思成的“修旧如旧，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思想烂熟于心，提出大同“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紧固，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发展思路，加大遗产保护力度，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2010年6月1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梁思成学术思想暨保护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耿彦波发表了《在梁思成先生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光照下前行》的演讲。

耿彦波讲道，梁思成先生关于文物整体性保护和修旧如旧的原则，为打通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例。梁思成先生关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城市规划观念，为大同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和经验。

为此，耿彦波撰文：“在一个仅有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可以这样讲，大同是中国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按照“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虽然说的有点满，但是以御河为中轴，分开发展的思路确实独树一帜。

耿彦波专门在东城墙广场修建梁思成先生纪念馆，东面是现代化的御河新区，西边是大同古城。当年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在大同得以复刻；当年梁思成等人考察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古建，已被精心修复，这确实是对梁思成先生最好的告慰。“我们修建此馆，就是要做他的学生，他当年未能实现的理想，在大同要进行忠实的践行。”

我们谈到“梁陈方案”时，是对历史无尽的惋惜。但耿彦波惋惜之余，却让这一思想在大同落地，无论如何是耿彦波给大同争取的一大荣光。

70年前“梁陈方案”在北京没有落地和实践，但是在山西大同却落地发芽。

耿彦波市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握手，值得点赞！

大同城市新貌

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城新城，和谐共生

古城新城，分开发展，古今紧固，新旧两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