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下令处决地下党朱君友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想要出手相救，可都失败了，见状，朱君友自知逃不过，便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了人，没想到，就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他却被两个国民党大特务给救走了。 1949年的成都，死亡的气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厚。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城内的秩序正在崩塌。这座曾经安逸的城市，如今弥漫着恐惧与不安。 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朱君友被关押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这位1917年出生于成都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大学时期接触共产党思想，194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朱君友平日里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为党组织搜集重要情报。 那是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朱君友在玉带桥附近执行任务时，突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搜查。千钧一发之际，他将随身携带的重要情报文件塞进嘴里，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搜！给我仔细搜！＂特务头目厉声喝道。 尽管全身上下被搜了个遍，特务们却一无所获。怒火中烧的特务们将朱君友带到审讯室，用尽各种酷刑逼问。电击、老虎凳、竹签...朱君友的身体在痛苦中抽搐，但他紧咬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错人了。＂这是朱君友在审讯中唯一的回答。 与此同时，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求彻底＂清理＂各地监狱中的地下党人员。这道命令如同死神的镰刀，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监狱。成都监狱也在清单之上。 朱君友的父亲和妻子杨汇川得知消息后，家财散尽，四处托关系，试图营救。他们先后接触了几位国民党中下层官员，付出了巨额＂活命钱＂，但均以失败告终。国民党高层已经决定在撤离前＂斩草除根＂，谁也不敢轻易违抗上峰命令。 监狱中，关于＂十二桥惨案＂的消息悄悄传开。据说在城郊的十二桥，数十名地下党员被集体处决，鲜血染红了整条小河。这一消息如同一块巨石，压在每个被关押者的心头。 朱君友明白自己很可能是下一批被处决的对象。他没有惊慌，而是静静地将自己的衣物全部洗净，然后一一送给了狱友。 ＂同志们，外面局势正在好转，共产党军队已经向四川挺进。我们或许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在昏暗的牢房里，朱君友低声对狱友们说道。 晚间，朱君友从狱友那里借来一小截铅笔和一张破纸，写下简短的遗书：＂为了我们的信仰，为祖国繁荣昌盛，我愿意毫不犹豫奉献生命。尽管我今天倒下，我们的精神永存，共产党万岁！＂ 写完这些字，朱君友将纸条塞进缝隙中，闭目沉思。窗外，乌云密布，偶尔闪过的电光照亮了他平静而坚毅的面容。 牢房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声响，两名身穿警服的人出现在门口。朱君友抬起头，看见他们手持枪械，神情冷峻。朱君友的心沉了下去——时间到了。 ＂朱君友，跟我们走。＂其中一名警察冷冷地说道。 朱君友站起身，深吸一口气，转向牢房里的狱友们。这些日子朝夕相处的面孔，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他轻声说：＂为了我们信仰，为祖国繁荣昌盛，我愿意毫不犹豫奉献生命，尽管我今天倒下，我们精神永存，共产党万岁！＂ 狱友们眼含泪水，目送他离开。朱君友被带出牢门，穿过阴暗的走廊，却没有被押往通常的刑场方向，而是被带到了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黑色汽车旁。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没有枪声，没有呐喊，只有夜色的掩护。 这出人意料的转机，要从另一个人说起——杨钦典。作为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早年为了一口饭吃加入国军，当过大头兵，干过警卫员。1945年，他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看押所谓的＂政治犯＂。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升迁的机会，却逐渐发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无情。 他见证了一次次对政治犯的酷刑和处决，特别是1949年4月那次令人发指的屠杀。那天，年仅九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被处决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杨钦典的良心。当他试图手下留情时，上司命令另一名特务从背后用刺刀刺穿了孩子的脊梁。这一幕成为杨钦典噩梦的开始，也成为他内心转变的契机。 与此同时，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和他父亲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变卖家产，筹集重金，通过朱父的一个小舅子找到了名叫徐中介的特务。这位特务贪财，又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暗中答应相助。 徐中介清楚，如此大的行动他一个人难以完成。经过打探，他得知杨钦典对国民党已心生不满，便冒险接触了他。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策划营救行动。 就在国民党准备全面撤退前夕，杨钦典和徐中介借值班之机，趁夜色掩护将朱君友带出监狱。那辆早已准备好的黑色汽车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行，避开岗哨和巡逻，将朱君友送到安全地带。 朱君友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成为了＂十二桥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而这一切源于两个国民党特务在关键时刻的良知觉醒。 这次营救行动后不久，杨钦典又做出了另一个惊人之举。1949年11月27日，面对国民党要彻底屠杀剩余地下党员的命令，他在最后关头打开了白公馆的牢门，救出了罗广斌等19名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