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不是共济会的成员我不知道，但胡适卖国反华的罪行是十分突出的，他是中国近现代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型的汉奸，他不是一时一事的卖国反华，是始终坚持卖国和反华的立场不动摇。
五四运动时期，四川一个鼓吹反孝、写淫诗、广纳妻妾、流连于妓院不返、服用壮阳药、得花柳病的文化界败类吴虞被胡适吹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1925年1月，胡适在《现代评论》刊文公开给大汉奸秦桧翻案，他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胡适还表示“中国历史上喜欢议和的政治家仍都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南宋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但750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
胡适长期向中国人灌输的就是一种不忠不孝的价值观。
屈原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南方人民过端午节主要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南朝吴钧在《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又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胡适对屈原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就看不顺眼，他一口咬死“屈原史无其人，《楚辞》是汉代人的伪作”。胡适煞有介事的鼓吹“《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还胡说什么中国先秦时代的人并没有忠于国家民族的观念，不可能有屈原这样的忠臣。胡适打响了近现代从文化上反华的第一枪，此后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国内的一切文化汉奸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们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异口同声的狺狺狂吠：“屈原史无其人，名字都是汉初人贾谊伪造出来的，《楚辞》是汉代以后的人才拼凑编造出来的作品”。总之就是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也不行，历史全靠编，五千年文明每一个字都可疑！文化汉奸们的卖力表演，连欧洲的汉学家们都看不下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家鲍润生1928年在《屈原的生平及诗歌》中批判胡适的观点，论证《远游》为屈原所作。另一位莱比锡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孔好古在193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天问〉》中直言胡适对屈原的质疑缺乏证据。
胡适还有更为阴险卑劣的一面，就是想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彻底否定。1920年，胡适在《嘱（顾颉刚）点读〈伪书考〉书》中，指示他的学生顾颉刚整理国故的意图应该是“扫除旧污”，也就是要顾颉刚把中国古代文明史尽可能的扫除，以实现他在政治上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21年，胡适又鼓吹“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这不仅是否定了夏商的存在，连西周的存在他都不承认，完全是想把中华文明连根挖掉。
所以胡适反华的彻底，还不是一般的汉奸可以比拟的。他对于中华文明几乎有一种刻骨的仇恨！1958年，历史学家杨力行把他的论文《评历代高僧传》寄给胡适参考，其中提出中国古人很可能在西方殖民者之前已经发现美洲。其实前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这种论述，因为在民国初年的美国阿拉斯加曾经发现了一些中国宋元时期文物，应美国政府之邀，中国北洋政府还派出专家对这些文物进行了鉴定，确认是中国宋代的铜钱和元代的瓷器。又中国古代《梁书·诸夷传》中所记载的“扶桑国”，从地理上来看，确实已经远在美洲。所以杨力行在1958年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提出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可能到过美洲，本来也是一种有理有据的论述。结果却被胡适破口大骂。胡适直截了当地回信表示杨力行让他很失望，他说，“我终身注意治学方法，一生最恨人用不严谨的态度和不严谨的方法来轻谈考据”，他要杨力行认真读一读日本人足立喜六的《法显传考证》，不要轻易地发布所谓的发现，因为说中国古人居然能够先于西方殖民者到达美洲“那是可以贻笑于世界的”！
胡适就是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汉奸洋奴嘴脸。九一八事变后，他长期参与大汉奸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活动，鼓吹抗日要亡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9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宣布中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全面抗战随之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还给蒋介石写信，要蒋介石把东三省割让给日本人，以改善中日关系，“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当时的中国对于暴日，已经退无可退，蒋介石当然不敢答应胡适的要求，胡适却不厌其烦的劝蒋介石投降日本。蒋介石害怕胡适会公开叛国投敌，就把他打发到他的精神祖国美国去当中国驻美大使，同时要胡适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并向美国争取外援。结果胡适在美国“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却用尽各种手段钻营，在美国混了36个荣誉博士学位。气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
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胡适却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出谋划策，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狗头军师，他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中说：“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因此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痛骂胡适，“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评价：“胡适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