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母亲，在首次见到大特务徐远举后，告诫儿子说：”这个人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在战犯改造过程中，有一项名为“改造政策”的措施，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劳动改造，使被改造者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这项政策的制定者正是毛泽东。改造的核心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的双重推进。思想改造自然不言而喻，而在劳动改造方面，则更能体现出共产党人独到的智慧。 在解放前，许多国民党高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们从不动手干活。然而，在进入改造营地后，这些原本习惯享受优越生活的高官们，必须经历从不懂到熟练的转变，亲自进行劳动。从开始的不适应，到最终能够熟练操作各种工具，这一转变充分体现了劳动改造的深远影响。 例如，国民党的剿总司令杜垏明加入了“缝纫组”，专门负责修补犯人的衣物；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则成为了一名木匠。而沈醉本人则加入了理发组，成为管理所内的“Tony老师”，为他人理发。这些改变并非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思想和行为上的重塑，标志着原本无法亲自劳动的高官们在改造中逐渐接受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 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提到，“本来‘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但对于我来说，这种喜事的含义却完全不同。他形容自己在改造营地的经历，正如抗战期间与四川朋友谈天时，朋友们把所有的喜事都添上了“两个字”，使得原本的喜事变得不同：“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沈醉回忆，自己因为工作关系，许多人曾经受到过他的迫害，甚至包括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不少人曾与他有过恩怨和仇恨。 1943年，沈醉的母亲罗裙第一次见到了徐远举。徐远举在沈家住了几日，罗裙对他的印象越发不佳，临走时，她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沈醉:＂阿醉啊，这个姓徐的，你可要当心着点。他这人圆眼尖鼻，一看就知道心术不正，将来要是飞黄腾达了，性子肯定暴戾得很。你和他不能结仇，但也万万不可交好，免得惹来麻烦。＂沈醉连连点头，将母亲的叮嘱牢记于心。 1949年的云南，局势风云突变。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毛人凤为了摆脱困境，将沈醉派往昆明担任云南站站长，名为重用，实则将他推入火坑。沈醉虽看破了这个把戏，却也无力回天，只得硬着头皮赴任。 风雨飘摇中，沈醉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发动起义，一举扣押了云南的国民党高官。沈醉见大势已去，当机立断，选择了起义。他向卢汉供出了徐远举等人的行踪，成为他们落网的＂帮凶＂。 云南解放后，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被一同关押在重庆白公馆。这三个昔日的＂军统三剑客＂，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沈醉因为当过军统总务处长，又在起义中立了功，所以在狱中还算如鱼得水。 徐远举却因被沈醉出卖而恨之入骨。一次，他见沈醉悠闲地看着宋希濂下棋，怒不可遏，抄起板凳就朝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宋希濂眼疾手快，一把夺下板凳，这才化解了一场血光之灾。从此，沈醉见了徐远举，总是如履薄冰，生怕对方来个＂回马枪＂。 戴笠在职场上一路提拔沈醉，许多秘密也毫不避讳地告诉他，沈醉也非常擅长讨好戴笠。无论是工作中的任务，还是戴笠的日常生活，沈醉总是尽心尽力，一手包揽，常常让戴笠感到意外的惊喜。沈醉曾经直言，军统局上下，唯独戴笠是他最为敬佩的人。 他甚至曾表示：“我对戴笠的感情，几乎超过了对亲人的感情。”然而，戴笠的飞机失事时，由于飞机坠毁地点靠近共军的根据地，许多人因为害怕丧命而不愿意前去寻找戴笠的遗体。只有沈醉自告奋勇，在看到戴笠面目全非的尸体时，他依然不相信那具尸体就是戴笠。直到他掰开尸体的嘴巴，看到里面的金牙，才终于确认戴笠的确已经死去。 1949年秋，沈醉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专员及云南站站长，接受局长毛人凤的指令，暗杀反蒋人士、民革成员、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一天，他召集特务们在家中布置暗杀计划，原本以为家中无人，没想到母亲正坐在阳台上看书。沈醉与特务们商讨暗杀计划时，母亲听得一清二楚。 特务们离开后，母亲愤怒地责骂沈醉：“我多年来一直教导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走。”沈醉深感羞愧，虽然他知道这将使他面临军统的纪律处分，但最终，他没有执行毛人凤下达的暗杀命令。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迎来了新生。此后，他成为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专门从事军统历史的揭露和撰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