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徐向前去中南海开会，周恩来见后说：你换到最后一排坐吧
1924年，处于职业生涯十字路口的徐向前在太原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这时，他偶遇了一位国民师范的老同学，从对方口中得知广州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正在上海招生。在当时国内政治混乱、个人前途未卜的背景下，这则消息对徐向前来说犹如一线生机，他立刻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通过哥哥的关系，徐向前得到了阎锡山军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的推荐。这位军官保举徐向前去应考，于是徐向前与几名同乡共同前往上海，准备参加军校的入学考试。经过一番努力，他们乘坐火车抵达广州，开始了为期几天的笔试、口试和身体检查。 徐向前于1924年5月初正式被黄埔军校录取。他被编入第一期第一队，与他同期的还有陈赓、左权等后来的著名军事人物。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最初由戴季陶主持，他经常在讲话中强调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很快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反感，徐向前和其他同学曾公开质疑戴季陶的教育内容，这最终导致戴季陶的下台。他的继任者周恩来为军校带来了新的活力，他的政治工作深受学生欢迎，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在1935年春，随着中央红军的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开始从川陕根据地撤离，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指挥官，与彭德怀在川西北黑水地区会晤，共同商讨后续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徐向前得知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重新确立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希望能尽快见到毛主席。为此，他指派李先念带领部队攻占懋功，以清扫道路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并特意命令战士们准备好必需的物资，如打草鞋、织毛袜，以备长途行军使用。 1935年7月中旬，徐向前终于在懋功与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会面。在与中央领导人的交流中，徐向前表达了自己调整工作岗位的想法，希望能更有效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毛主席对徐向前过去几年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但对于他的请求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因长时间劳累和营养不良而恶化，患上了严重的肝炎。在得知周恩来病情后，他亲自带着珍贵的牛肉前往探望，希望能为周恩来提供一些营养上的帮助。 最终，在毛主席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通过冰敷和其他紧急医疗措施，周恩来体内的炎症得到控制，身体逐渐恢复。 1937年8月25日，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第129师的副师长。这一变化标志着徐向前军事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预示着他即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家抗日努力中构建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派遣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和彭德怀前往山西，与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进行谈判。 毛主席在临行前对他说，他和阎锡山的同乡关系可能会使得沟通和谈判更为顺畅。事实上，徐向前对阎锡山的了解不限于同乡的情谊，还包括对其早年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学习背景及其与日本军事人物的联系的深入认识，这为谈判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 周恩来、彭德怀和徐向前的到来恰逢阎锡山接到抗击日军进攻的胜利消息，这为三人的到访增添了更多的欢迎氛围。阎锡山对周恩来的政治及军事背景有所了解，尤其是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使得阎锡山对这位中共领导人充满了敬畏。 谈判中，徐向前的参与显得尤为关键，他因个人背景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联系，还因其在八路军中的职位而成为谈判的重要一环。阎锡山评价徐向前为“一代将才”。 通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达成了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决定。 在完成任务后，徐向前面临是否回家探亲的选择。周恩来鼓励徐向前利用这次机会探望家乡，解决个人情感需求，也为党在该地区的工作奠定基础。 此次任务加深了徐向前对自身角色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为后续的抗战和党的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徐向前因健康原因一直在青岛养病，直到体力恢复后才返回北京。尽管他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见面机会并不频繁，两人之间的友情却始终未减。1950年，徐向前作为一名大病初愈的老革命，重返政治舞台，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 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尚未完全恢复，但他坚持参会。在会议厅内，他谨慎地选择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以避免显得过于突出。 周恩来立刻采取行动，观察会场并注意到在最后一排有一个更为舒适的软沙发。他主动提出调整徐向前的座位，以确保老朋友在会议期间能有更好的休息条件。 此外，在1950年的一次晚宴上，周恩来在宴会即将结束时，特意向徐向前的夫人黄杰表示了过去的歉意，提到了多年前的红绳子事件。这件事情发生在1930年，当时黄杰作为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执行任务，因一根红绳子的失误险些导致情报交付失败。周恩来当时虽然误解了黄杰，但后来事实澄清后一直记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