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1903年5月11日的，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木匠家庭。十四岁那年，涂作潮被送到二姐家学习木工技艺，但由于学习困难和姐夫的严厉，他决定离开，返回湖南。在家乡，他继续学习木工，掌握了基本技艺，还开始对这门手艺有了更深的理解。 1919年湖南爆发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他积极参与到工会活动中，通过工人夜校学习，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24年，涂作潮远赴上海，进入恒丰纱厂工作。在这里，他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理解，还结识了一群共产党员。同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党组织选派他赴莫斯科深造。在苏联，他学习了传统的间谍技能，如密写、信鸽传递等，更是专注于无线电通讯技术。 1928年，涂作潮在中共六大上与邓颖超的偶然交谈，让他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他的背景后，亲切地为他取了“木匠”这一代号，这个名字伴随他一生，成为他的象征。 1930年，周恩来指派李强负责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李强虽然未经正规学习，但已通过自学掌握了必要的无线电知识。涂作潮的加入无疑大大增强了团队的技术力量。同年9月，周恩来安排开设无线电训练班，涂作潮担任教师，负责培养电讯人才。
随后，涂作潮被调至中央苏区，参与建设和完善那里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在苏区期间，涂作潮解决了电台技术问题，还主动参与解决电话队的技术难题，提高了整个通讯队伍的操作技能和故障处理能力。 1934年，当长征即将开始时，涂作潮患了恶性疟疾，无法行走，但仍坚持完成任务，由战士们轮流抬着他撤离。在会昌，一位医生用最后一支六O六针剂挽救了他的生命。 193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建立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紧密通讯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这一重要任务被委托给了涂作潮。他与董健吾牧师一同前往西安，为即将发生的西安事变预备通讯基础。 事变结束后，为了继续加强与各地抗日力量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恢复已被破坏的地下电台。李克农此时认识到涂作潮的重要性和特殊技能，决定让他回到熟悉的上海继续其地下工作。 为了确保行动的隐蔽性，涂作潮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掩护。经过潘汉年与涂作潮的讨论，决定开设一个无线电修理店，这为涂作潮提供了掩护，还便于其进行技术工作和存储必要的设备。 店铺开业不久，涂作潮就遇到了宋金朝巡捕。宋金朝提出租用店铺的前楼，并提议以友谊的名义降低租金，实际上是为了监视涂作潮的活动。涂作潮同意了这一提议，这解决了他的部分经济压力，还通过与宋金朝的交好，暂时保证了店铺的安全。 涂作潮独居于一栋房子中，未娶妻室，平日里生活简朴，这种生活方式无意中引起了旁人的疑虑。在一次平常的牌局中，米店老板突然提出涂作潮的外貌和行为让他联想到了共产党成员。 涂作潮对此解释自己的房屋是出租给了宋巡捕，租金足以覆盖自己的住宿费用。至于个人生活，他承认未婚的事实，甚至还试图通过幽默来缓解紧张的气氛。
李克农和潘汉年找到了带着一个孩子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张小梅，这样的配偶可以有效避免涂作潮的真实身份暴露。 1937年，中央特科为强化无线电通讯能力，从延安调派了一位年轻的报务员李白到上海，与涂作潮合作。涂作潮的任务是将李白培养成为一名全能的无线电报务员，以增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通讯效率及安全性。 在涂作潮的严格训练下，李白短短几个月内，掌握了电台的组装与修理技术，还能熟练处理各种通讯设备的突发故障。涂作潮为了应对可能的危险情况，特意为李白设计了一种可快速转换的收报机，一旦有危险即可变装成普通收音机，以此躲避敌人的搜查。 1942年，日军进一步占领以及对抗共产党地下活动加剧，上海的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日军利用各种手段如无线电测向和突然断电来追踪和抓捕抗日人员。涂作潮发现，日军对携带工具箱的平民不甚在意，于是他便常常带着一个装满工具的袋子，以此作为掩护，有时遇到检查还会用小费应对，确保自己的安全。 不幸的是，李白在一次行动中被日军捕获。尽管他在被捕前成功将收报机转变为收音机，但仍未能完全脱险。日军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试图从他口中得知更多关于地下组织的信息。李白坚称自己仅使用电台收听商业信息。 在李白被捕期间，涂作潮十分谨慎，白天隐藏于商铺之中，夜晚则秘密活动，以避免日军的追捕。后来，接到上级的撤离命令后，涂作潮匆忙返回家中，准备与家人告别。他向妻子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所承担的风险，并嘱咐她在危机时刻寻求共产党的保护。 涂作潮成功抵达新四军军部后不久，地下组织也将他的家人安全转移到了延安。1949年上海的解放，涂作潮返回上海，接管了一家无线电公司，为新中国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