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战役结束后，王仲廉因救援不力要被判处死刑。为此，王仲廉愤怒地说道：“孙殿英虽然不值得同情，难道他打的不是共产党吗？他的部队不同样是在为委员长拼命吗？”宋瑞珂的66师是陈辞修的嫡系，附近的3个师被拖垮吃掉外，又动员3个师千里驰援，现在还想把我处死。”
1933年，王仲廉升任汤恩伯13军89师师长，成为汤恩伯系中最早晋升为师长的武将之一。此后，他跟随汤恩伯参加了1936年的绥远抗战。当时，为了避免中央军参战给日军提供口实，汤恩伯所部名义上打着傅作义部的旗号，这一做法后续也成了蒋介石不支援绥远抗战的所谓“罪证”。
一年之后，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汤恩伯的13军被编入傅作义的军团，参与了南口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王仲廉所领导的89师以四个团的兵力，与日军进行了长达五天的殊死搏斗。最终，89师几乎只剩下一个团，但依然坚守住了阵地。汤恩伯对王仲廉的表现高度赞扬，引用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以此将王仲廉比作古代名将李广，称赞他英勇顽强。王仲廉的故乡萧县，又名龙城，因此汤恩伯的这番比喻更显得有分量。
此次南口战斗，王仲廉的89师与日军的激烈对抗使得该师声名大噪。89师的罗芳珪团也因此被评为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之一。王仲廉于1904年出生在徐州一个普通的农家家庭。家里世代务农，经济条件中等，拥有70亩土地。尽管家庭并不富裕，王仲廉仍然被送到萧县第二高等小学读书。
在小学毕业后，他继续就读于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在学校中，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上初中时，他亲眼目睹了清朝末年的腐败与国家动乱。
1947年深秋，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场轰动军界的审判正在进行。整编第27军军长王仲廉因在鲁西南战役中未能及时救援友军，被以＂谎报军情，见死不救＂的罪名提请军事法庭审判。陈诚方面坚持要求处以极刑，这让素来以谨慎著称的王仲廉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在军事法庭上，王仲廉面对指控表现得异常愤慨。他提到了半年前的汤阴战役，质问道为何当时救援孙殿英部失利，军中上下都选择了沉默，而如今救援陈系的66师失利，却要将他推向死路。他还特别指出，孙殿英的部队虽然出身复杂，但终究是在为国民政府效力，与其他部队一样在与共产党作战。这番言论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存在的派系倾轧问题。
事实上，王仲廉的遭遇并非孤例。在这场审判背后，暴露出的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整编第66师作为陈辞修的嫡系部队，在战役中的覆灭成为了导火索。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了营救这支部队，周边地区不得不抽调三个师的兵力，最终却仍未能挽回战局。在此之后，又不得不从远方调集三个师千里驰援，付出了巨大的战略代价。
王仲廉之所以会遭此劫难，与其所属的派系背景密不可分。作为汤恩伯集团的将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属于非主流派系。而此时的陈诚，作为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实权人物，显然是想借此机会打击异己势力。这种以军事失利为由，行派系清算之实的做法，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并不鲜见。
抗战时期，人民流离失所，百姓生活艰难。为了让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能够接受教育，王仲廉不惜自掏腰包，于1942年初在太和县创办了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学校最初计划招收500人，但不到一个月，报名人数竟然达到了1900多人。由于远超预期的入学人数，学校的教育经费远远不足。然而，王仲廉依然坚定地表示，所有前来报名的学生他都会接收，哪怕再困难，也不拒绝任何一个学生。
1938年，王仲廉作为汤恩伯20军团的核心部队之一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战斗中，王仲廉指挥第85军向西北方向猛插，采用了高效的夜袭战术，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成功占领九山，歼灭了大量日军。在这场胜利之后，王仲廉因其卓越的表现，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特别是在占领九山后，王仲廉指挥部队对敌军的伤员和死者进行了彻底清除，传达了一个强烈的战斗信号：不容许任何敌人逍遥法外。
台儿庄战役后，王仲廉的军队赢得了更多的声誉。王仲廉的威严使得他成为了敌军的噩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王仲廉用望远镜观察到一名汉奸翻译官，他看见这名翻译官弃车跳入水沟逃命。王仲廉没有迟疑，迅速跑过去把自行车扶起并骑走。这名汉奸此前因与日本人合作，得到了一个自行车，但在王仲廉的强势行动下，失去了这一小小的“光荣”。他站在远处愤怒地骂道，但王仲廉毫不理会，只是一枪打飞了他的日式军帽。
南口战后，汤恩伯的13军因战功被扩编为军团，王仲廉的89师也被扩编为85军，关麟征的52军也加入其中。亲临一线指挥的王仲廉，在一次敌人炮击中，正好有一枚炮弹落在他身边，巧合的是，这颗炮弹未能爆炸。旁边的兵员纷纷感叹“军座福大命大”，而王仲廉则淡定地回应：“小鬼子的炮弹怕咱，不敢响。”这一战更进一步提升了王仲廉的威望，也让他成为了抗战中的一位传奇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