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兵败生死未卜，他的妻子蔡若曙非常担心，立马打电话给陈诚，陈诚告诉她：“黄维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他有信心。我正准备调去岛内，跟我先去岛内吧。”
老电影《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的一个故事常让人愤怒不已。片中提到黄维被俘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表现出极端的不配合，以此标榜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有一次，黄维大喊着“有本事各退三十里，拉开架势重打一次”以示其倔强，而他的妻子蔡若曙却在台湾遭受羞辱。
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蔡若曙去领取抚恤金，却被胡琏当众拒绝，并责备她“因为黄维的无能，第十二兵团覆灭，你还敢来要钱？”蔡若曙据理力争，却被粗暴地赶走，几乎如同乞丐般被打发。后来，蔡若曙来到大陆，受到政府的优待，生活渐渐安定下来。
黄维的落魄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因其成为蒋介石的“反面典型”。蒋介石公开批判黄维“不肯死、不愿死”，并形容他为“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典型。这种激烈的言辞使黄维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存在——既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也被大陆视为冥顽不灵的战犯。尽管黄维在狱中的态度一度强硬，但最终却被现实打动。
他的孩子们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机会。长子黄新是他被俘前送入南京金陵大学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农学院任教。其余的孩子，如次子黄理、大女儿黄敏南、小女儿黄慧南，都考入了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党校这样的名校，并顺利完成学业。大女儿更是在清华大学任教。这些机会，显然是共产党给予的。
1949年初，淮海战役进入尾声。这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让黄维将军的家庭陷入了漫长的分离。战役结束后，黄维的下落成了一个谜。作为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的他，在战场上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这个消息传到后方时，黄维的妻子蔡若曙正在南京。她立即联系了与黄维交情颇深的陈诚将军。陈诚当时正准备调往台湾，他向蔡若曙表示了对黄维的信心，并劝她先随自己去台湾避难。然而，蔡若曙拒绝了这个建议。作为一个将军的妻子，她选择留在原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形势的发展却不容许蔡若曙继续等待。在陈诚的安排下，部队不得不强制将她和孩子们护送到台湾。到达台湾后，局势更加扑朔迷离。蒋介石甚至宣布黄维已经战死，并为其举行了追悼会。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以为黄维已经离世，但蔡若曙始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1951年，经过两年的等待，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通过陈诚的渠道，蔡若曙得知黄维并未战死，而是被关押在功德林。这个消息让她看到了希望。不顾亲友的劝阻，她毅然决定带着孩子们返回大陆。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将近三十年。
这第一次的分离与重聚，只是这对夫妻漫长苦难的开始。在漫长的等待中，时间终于来到了1956年。这一年，蔡若曙终于获准探视黄维。这是夫妻二人阔别多年后的首次相见。期间，蔡若曙多次劝说丈夫要认真改造，但收效甚微。黄维的态度始终坚持己见，这让探视的过程充满了无奈与失望。
功德林监狱中的战犯，许多人身患重病，管理人员尽心尽力为他们诊治。杜聿明，这位曾任徐州“剿总”副司令的中将，被俘后带着肺结核和肾结核等多种疾病入狱。由于西方对华禁运特效药链霉素，中国政府不得不从澳门、香港等地高价购买，以挽救这些战犯的生命。杜聿明起初抱着“杀身成仁”的想法，甚至多次试图自杀，后因精心治疗而逐渐康复。思想转变后，他感激地拉着管教干部的手说：“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
然而，与杜聿明不同，黄维的态度一直顽固不化。被俘时年仅44岁的黄维，身患肺结核、腹膜结核等多种疾病，进入功德林后因病卧床四年。他每天享用特别供应的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饭，但对管教人员极不配合，甚至在被协助如厕时故意反抗，宁愿摔倒在地也不愿顺从。对他而言，身体的痛苦远不及心灵的折磨。
黄维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早年在抗日战场上表现突出。淞沪会战中，他率领第67师坚守罗店，与日军鏖战一周，虽损失惨重却成功拖住了敌军。这一战为他赢得了嘉奖，但也引来“书呆子”的评价，因其指挥风格过于死板，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蒋介石看出他的局限性，多年让他主持军校事务，直到淮海战役才派其上战场，而这一派遣却成了他仕途的终点。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出狱，经历了长达27年的监禁。他出狱后，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蒸蒸日上，终于认识到自己前半生的愚忠和偏执是多么荒唐。社会的繁荣与狱中管教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幡然醒悟。他承认，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不仅因为军事实力，更因为治国理政的优势。
特赦后的黄维深受组织信任，成为少数被允许访问台湾的前国民党高官之一。在访台前夕，他面对旧友劝其留台的请求，笑着回绝：“我还是回大陆吧，那才是我的家。”他甚至劝说台湾的同胞及时清醒，回归祖国怀抱。黄维以自身经历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在1989年两岸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