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1930年代的山东，作为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早已沦为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牺牲品。王世江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目睹了家乡在日军占领下的悲惨景象。这一幕幕血腥场景成为王世江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亲手杀敌，为同胞报仇。 机会终于来临，当宋哲远将军来到山东招兵时，正值青年且身强体壮的王世江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正式成为一名国军战士。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王世江所在的部队立即奔赴前线与日寇作战。在一次遭遇战中，王世江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战斗技巧，他抓准时机，成功击毙了一名驾驶军车的日军士兵，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敌。他那冷静的表现和利落的手法，显示出他作为军人的优秀素质。 然而，战场无情。在一次行动中，由于汉奸的出卖，王世江所在的部队遭遇日军伏击。虽然他成功突围，但左臂被子弹贯穿，伤势严重，急需医治。 伤后的求医之路却成为王世江人生的转折点。由于最佳治疗时间被延误，他的伤口已经化脓，甚至长满了蛆。初到医院时，医生断言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这个消息对一个年轻的战士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没有左臂，他如何继续战斗？如何杀敌报国？ 不甘心的王世江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兖州有一所更为先进的重伤医院。怀着最后的希望，他不辞辛劳地赶往兖州，却在那里见证了让他心寒的一幕。 这所医院确实设备先进，医疗条件优良，但只接收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的伤员。这些＂特权士兵＂不仅能获得最好的治疗，每人还能领取10块银元的额外补助。而像王世江这样的＂非嫡系＂士兵，即使同样为国流血，却得不到同等待遇。 在医院里，王世江结识了一位同样伤残的中央军士兵。这位士兵对＂非嫡系＂的轻蔑态度和毫不掩饰的优越感，成为压倒王世江对国民党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事迹也传到了王世江耳中。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开始考虑前往延安，寻找一个真正为民众而战的政治力量。 就在此时，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得知了王世江的想法。邱晓亭认为，与其让王世江前往延安，不如让他留在国军内部，成为我党在敌人内部的眼睛和耳朵，这样或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世江接受了邱晓亭的建议，于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他开始了艰难而危险的地下工作，一步步在国军内部晋升，最终成为111团3营的营长。 1948年，中国内战已进入关键阶段，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对决，更是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十纵司令员宋时轮作为重要指挥官之一，深知此战的重要性，决定在战役开始前亲自进行战场侦察。 战前指挥部会议上，关于侦察方案曾有不同意见。一些指挥员认为侦察工作可交由情报人员完成，没必要由司令员亲自冒险。但宋时轮坚持己见，他认为只有亲眼观察敌方阵地，才能制定最精准的作战计划。这种实事求是、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正是人民军队指挥员的优良传统。 ＂要打胜仗，先知地形。＂带着这样的信念，宋时轮与几名警卫员驾驶一辆吉普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敌军防线布局，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好充分准备。 黑暗中的战场地形复杂多变，加上当时地图不够精确，宋时轮一行人在行进过程中逐渐偏离了预定路线。当他们意识到问题时，已经误打误撞闯入了国军的阵地区域。 突然间，四面八方亮起了探照灯，宋时轮的吉普车被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完全包围。这是国民党111团3营的部队，在黑暗中他们迅速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切断了宋时轮可能的退路。情况危急，几名警卫员本能地准备拔枪反抗，但宋时轮制止了他们——寡不敌众，硬拼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被俘后，宋时轮被带到了营部的审讯室。宋时轮见到了这个营的营长——王世江。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宋时轮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是直接表明了自己是解放军十纵司令员，并试图说服对方接受起义。 王世江听完宋时轮的自我介绍后，并没有表现出敌意，反而立正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低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确认各自身份后，王世江迅速安排了宋时轮安全撤离的计划。他派遣最可靠的战士护送宋时轮回到解放军控制区，同时开始秘密联络团内其他共产党员，为即将进行的起义做准备。 两天后，在王世江的领导下，国民党111团3营全体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支部队带来了宝贵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情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