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4军副军长余程万在香港意外遇害，女儿在收拾余程万的遗物时，在他日记本上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生平最感谢的人就是张恨水了，他帮了我两件大事！
1955年8月27日晚，香港新界屏山的一处乡间住所发生了一起劫案。三名蒙面持枪歹徒闯入该住所，并劫持了三名人质。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派遣增援力量前往现场处理。事件最终发展为一场枪战，三名劫匪中有一人被当场击毙，另有两名逃脱。然而，这起案件也导致了一名人质不幸遇害，这名受害者是抗日名将余程万，他曾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突出，特别是在常德守卫战中以英勇著称。
余程万，出生于中国，最初并未选择从军。他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时，选择了政治和理论课程，是一名典型的文化生。黄埔一期毕业后，余程万进入中山大学政治系继续深造。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余程万意识到，仅仅依靠文化理论不足以应对日本侵略者，必须投身军队，亲身参与战斗，才能为国家的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因此，在刚满三十岁的年纪，他毅然决定放弃学术生涯，加入抗日战斗行列。
余程万的军事生涯始于战场，到了1940年，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的师长，并带领部队参加了多场重要战役，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尤其在上高会战中，余程万指挥的部队表现出色，使他一战成名，这位曾经的“文化生”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军事才能，赢得了“虎贲师长”的美誉。五十七师也因其英勇表现，获得了“虎贲”的称号。
1955年8月的一个夜晚，香港新界屏山一处寓所内发生了一起突如其来的劫案。三名蒙面持枪歹徒在与警方的枪战中，一死二逃。而被劫持的三名人质中，不幸遇害的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将领——余程万。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余程万的女儿翻开了一本褪色的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生平最感谢的人就是张恨水了，他帮了我两件大事！＂
1943年深秋，日军116师团调集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湖南常德发起猛烈进攻。面对这支来势汹汹的日军，驻守常德的只有余程万率领的74军57师8000余将士。当时的形势极为不利，日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使得57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最终，在兵力损失殆尽的情况下，余程万不得不带领仅存的50多名官兵突围求援。当天，他们成功与援军会合，并立即发起反攻，收复了常德。然而，这场惨烈的战役中，8000余人的57师最终只剩下了83人。
战后，看着所剩无几的将士，余程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57师留下一份历史记录。在当时的文坛上，张恨水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余程万几经周折托人引见，希望请他执笔写下57师的英勇事迹。
然而，张恨水最初并不愿意涉足军事题材的创作，但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张恨水逐渐被57师将士的事迹所打动。在深入了解了常德保卫战的始末后，这位著名作家被这支部队的英勇表现深深震撼。他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话：＂八千将士尽其所能，最终只剩八十三人，这是抗战史上难得一见的壮举。＂
余程万的决定在常德战役中的放弃，或许本不应该发生，至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决定似乎过于仓促。如果他再坚持几日，局势或许会有不同的转机。当时正值1943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埃及开罗同斯大林、罗斯福及丘吉尔等盟国领导人商讨反攻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这一重要会议被称为开罗会议。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承诺中国军人能够坚守住常德，但结果却是常德在激烈战斗后被日军攻占，这不仅让蒋介石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还影响了他在国内的威信。蒋介石怒不可遏，把怒火转向了余程万，最终将他关押。这一决定，标志着余程万的不幸命运开始。
在随后的军事调动中，余程万被调任粤东师管区司令，并于1947年参与了当地的防卫工作。1948年，他又被派往云南，接任26军军长。然而，时局的动荡使得余程万面临了新的挑战。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并邀请余程万一同参与起义。正在他犹豫时，蒋介石下令余程万前往台湾述职。余程万已经将自己的家人安置在香港，最终选择在海南下飞机，偷偷乘船前往香港，与家人团聚，享受平静的生活。
然而，余程万以为自己能够安度晚年，过上安稳的生活，命运却没有眷顾他。在香港的日子里，余程万的财富可能引起了不法分子的注意。也许是因为他与旧同事的往来，时常谈及对蒋介石的不满，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最终，余程万不幸遇害，他的去世使得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余家逐渐衰落。
余程万的二夫人有一位名叫余华芳的女儿，后来改名余莎莉。余华芳从小学习成绩并不好，但因天生貌美，上世纪70年代初，余莎莉凭借自身的容貌和演技，迅速成为了风月片的女王。她参演的《风花雪月》《红楼春梦》《应召名册》等影片，成为当时中国影坛的知名人物。
到了晚年，她仍未曾积累太多财富，为了生计，靠贩卖假珠宝度日。相比父亲的悲惨结局，余莎莉的生活似乎幸运得多，至少她并未遭遇生命威胁。余莎莉曾感慨道：“往事如过眼云烟，我只信傻人有傻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