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也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开国功臣。建国后，戴季英嫌自己职务太低，因此非常不满，不仅工作消极，还经常倚老卖老，甚至向上邀功要官，高层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震怒，表示不需要这样的高级干部。
1952年的一个早春，一纸处分通知震动了河南省政坛。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位曾经的革命元勋，就这样黯然离开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 戴季英的被处分并非偶然。建国后，他被安排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虽然也属于重要岗位，但对于戴季英这样有着深厚革命资历的老干部来说，似乎配不上他过往的功勋。从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到红军重要将领，再到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高级指挥官，戴季英在革命队伍中长期担任要职。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建国后的职务安排始终耿耿于怀。 随着时间推移，戴季英的不满情绪逐渐显现在工作中。在开封市的领导岗位上，他开始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但最令组织震怒的，是戴季英为谋求更高职务所采取的行动。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待遇不公＂，不断强调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贡献，希望借此获得更高的职务任命。 高层在得知这些情况后，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的是踏实肯干的干部，而不是沉湎于过往功劳、企图升官发财的人。最终，在1952年，组织做出了开除戴季英党籍和公职的处分决定。 这一处分既是对其个人错误的严肃处理，也向全党释放了明确信号：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任何人都不能靠过去的功劳吃老本，必须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地工作。 戴季英，这位出生于鄂豫交界七里坪的革命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中书写了一段充满艰辛与斗争的传奇。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农民运动的草根斗士，到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核心成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起伏人生。他的名字与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中原突围等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1906年，戴季英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的乡村生活让他目睹了封建社会的剥削与不公，也埋下了他追求社会变革的种子。1926年，他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许多曾经的斗争中心变成了国民党镇压的目标。黄安县正是这样的焦点区域。在这片血雨腥风的土地上，戴季英没有退缩，与郑位三、戴克敏等革命者一道，重新组建中共黄安县委，带领农民自卫军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这场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事件，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初步形成。戴季英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投入到革命浪潮中。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完全达成战略目标，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锤炼了戴季英的组织和指挥能力。此后，他担任黄安县委书记，并领导黄安县农民暴动，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 随着红军的壮大，戴季英的革命生涯也迈入新的阶段。他在红二十五军中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包括七十四师政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他参与了根据地的防御与重建，在反“围剿”斗争中展现出顽强的斗志。即使在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他仍然坚守鄂豫皖根据地，为革命力量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时期，红二十五军的任务异常艰巨，作为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承担了繁重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他后来被任命为参谋长，进一步参与了长征中的战略规划。此后，他在中共鄂豫陕省委和鄂陕特委等机构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季英转入新四军，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并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协调军事与政治工作。他积极投身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与敌后根据地的其他干部一起，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还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延安参加重要会议，为全局战略提供建议。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担任河南区党委书记和河南军区政委等职务，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在这场复杂的战略撤退与反击行动中，他以坚定的意志与灵活的策略，帮助解放军成功突围，为中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保障。 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公开批评后，直到1984年，他的问题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最为沉重的一页，也反映了新中国建设初期对历史问题复杂处理的艰难。 戴季英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 1997年，戴季英在郑州去世，享年92岁。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他所展现的坚韧与忠诚，仍然为后人铭记。
